据防艾专家卓家同调查，从2001年开始，性传播比例逐年上升。2010年，在新报告的艾滋病患者及病毒感染者中，96%为性传播；67%为农民；79%为已婚者；52%为35岁至49岁人群；77%为嫖娼感染，其中嫖娼后一年内发病的占36%。（12月8日《人民日报》）

这些数字表明，农民已经成为艾滋病高危人群，性传播已经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防控专家卓家同认为，“过去，艾滋病防控重点是吸毒者、暗娼等高危人群。但是，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并未阻止感染率的上升”。并将原因归结为艾滋病宣传过度强调握手、接吻、共餐等途径不传播。并提出了“要性还是要命”的恫吓性标语。

艾滋病防控重点向普通人转移应引起社会警觉。这反过来说明，最近多年来的防控效果是极为有限的，并未阻止艾滋病的蔓延。目前防艾跌入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防控宣传覆盖面过窄。走到一些偏远地区，哪里的人们甚至从来都没听说过有艾滋病这回事。有些地方所得到的讯息是单一和片面的，以至于让一些人觉得“得了艾滋病中医可以治，还可以上电视”、“得了艾滋病，国家出钱治，还可以当明星”、“艾滋病二十年后才发病”等诸如此类无不说明经济落后地区信息是那么的不对称。

一方面是因为信息闭塞所表现出来的无知，另一方面则是一味的恐惧。和1989年第一例艾滋病例出现在中国时，引起人们的恐慌一些样，如今很多农村地区是“谈艾色变”。远不是卓家同专家所认为的只是宣传艾滋病的危害性过轻。这需要在防艾宣传上提高覆盖面，并进行全面的信息宣传，在防控手段和方式上亦需要升级。

这不是“要性还是要命”的分裂对立式的问题。若一味推崇恐惧性传播，则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加剧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更使得艾滋病人难以有生存的空间，遭到更严重的歧视。在防控艾滋病时，也需考虑到艾滋病人的感受。笔者以为，相比于提高信息覆盖面和全面性，恫吓性的宣传不适宜。

我们应清楚认识到，防艾宣传仅仅是一个环节，是治标不治本的，宣传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农民和已婚者的比例在感染者中所占比例颇高。这背后不得不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农民工的“被窝子”问题。我国有一两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大都孤身一人在外，且是半年或者一年，甚至几年才回家一趟。他们本身流动性强，若防艾意识淡薄，甚或没有基本常识，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故而，农村防艾还要将目光投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农村防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