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今年8月生效时，曾引起舆论和学界的广泛讨论，其中有关房屋产权归属的若干条款，更是受到民众的普遍关注。时隔4个多月 ，北京市的首例相关判案使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而由具体判例展开分析，应更具讨论价值。

据《北京晨报》19日报道，原告荆女士是外地人，与丈夫李先生于2007年按揭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由于经济适用房只能由有北京户口的人购买，所以，在产权过户登记时，只写了李先生的名字。现在丈夫要求离婚，荆女士起诉到丰台法院，要求确认自己对房屋的共有产权。法院审理认为，购房首付款系李先生的母亲支付，房屋产权登记在李先生名下，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认定涉案房屋应当属于丈夫的个人财产，判决驳回荆女士的诉讼请求。

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判决也很正常，因为“婚姻法解释（三）”早规定清楚，婚后父母赠与子女并以子女名字登记的房屋，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现在值得探讨的，不是谁说的是真话，也不是李先生与母亲作为利益相关者，其证言是否有效。因为所有这些都属于法院分内的事，相信法官的专业技能能够保证公平公正，这也是诉讼当事人决定走上法庭的先决条件。

真正的问题是何以要将出生家庭的因素，硬性纳入婚姻家庭的夫妻财产关系之中，从而生生将“婚后财产”这一完全可以凭借时间这一单项标准界定清楚的问题变得复杂。如果婚后所得必须搞清楚属于夫妻双方的哪一方，那是否有必要将此固定为适用于所有婚后所得？不能仅仅只是房屋，还要覆盖其他所有得自出生家庭的财产比如日常钱物的赠与？不能仅仅只是父母生前的赠与，还要覆盖遗产的继承？甚至不能仅仅只是出生家庭的赠与和继承，还应该覆盖所有亲戚朋友的赠与，男方亲友所赠归男方，女方亲友所赠归女方？不能仅仅只是获得的赠与，其他渠道的收入也应该按此原则，谁挣的就归谁？到了这一步，岂不等于从法律上宣布了夫妻AA制在中国婚姻家庭中确立了最终的地位？其实，在今天的法律框架内，到底采取“同居共财制”还是AA制，完全可以由夫妻自行商定，未必要挑出一个“父母赠与子女的房屋”作为特例，在婚姻关系中嵌入一个出生家庭的楔子。

记得最高法院对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这一规定加以说明时，强调房屋赠与涉及一方父母的利益，在房价高企的背景下，一套房子可能耗费了父母一辈子的心血，不能让它在子女一次婚姻中付诸流水，虽然只是一半；甚至还扯上父母晚年的养老。如此强调对老年人的保护，看似体现了立法者的社会意识，实质几近否认了公民个人对财产的支配权：赠与者不管是否老人，完全可以在赠与时，立下协议，决定赠与物的归属，不需要由立法者来规定他们赠与行动的指向。在许多家庭中，原来也没有赠与小夫妻哪一方的明确意思，但突如其来的“司法解释”，改变了原来婚姻家庭已经默认的财产关系样式。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生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婚姻家庭的财产关系，至少在处理房产这一部分时，没有给婚姻家庭留下调整原来财产关系的处置时间和法律空间，即使我们承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确有必要，至少也可以有所存疑——李先生的母亲作证说，是她主动要求给儿子买房，总共给了儿子17万多元用于购房。荆女士不认可证人李母的说法，她表示婚后购房其父母也出资了，购房款中还有夫妻共同的存款。荆女士没有首付款到底是谁支付的凭证，但不管怎样，这样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荆女士当年结婚时，原本没有协议，但她想必以为这套婚后置办的房屋属于共同财产，所以，才不顾经济适用房关于业主登记时不能有她名字的规定，而甘愿出资供房。

所以，将来法院和法官遭遇比荆女士更值得同情的案例，也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可以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