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受教育者(或者教育消费者)，却并没有强烈的权益意识。最近曝光的美国北达科他州迪克森州立大学的“洋文凭工厂”事件，据媒体报道，是由该校校方主动要求进行审查的，该校新校长上台后，发现学校某些课程项目的程序上存在问题，于是联系北达科他州大学系统，要求进行审查。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我国的留学生为何没有对课程项目中的问题提出质疑？与该校合作的国内大学，为何没有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留学生们真想接受教育(而不是想混一张文凭)，那么，其间的问题是不难发现的。这一事件也不能持续这么长时间，涉及这么多学生。

回到浙江这起事件上，如果这些学生的家长能够在平时来到这个培训机构，了解其办学情况；如果能保持与孩子的沟通，了解孩子接受的培训，那么，问题可能并不会发生。家长可能解释自己很忙，也可能说学校有规定，实行封闭式训练，不得与孩子联系，这样的解释，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难道只要把孩子送到矫正机构，自己就可撒手不管了？家长凭什么就可相信其进行的封闭式教育，是对孩子有效的？

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推进管办评分离，即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进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其中，专业评价指行业机构的认证、评价；社会评价则主要指受教育者的选择和评价。要实行这样的管理体系，需要受教育者有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积极参与学校管理、监督、评价的行动。近年来，在分析学校的乱收费、侵犯学生权益事件时，舆论曾提到校内没有维护受教育者权利的渠道，而从教育服务公司的侵权事件看，在渠道缺乏之外，更缺乏维权意识。因为相对于义务教育学校、大学，受教育者在选择教育服务公司时，是有更大自主权的。

按照前述的改革思路，我国的各级学校，将成立家长委员会（或学生自治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而对于营利性的教育服务公司，更有必要成立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能否推进这样的改革，并取得实际效果，取决于受教育者权益意识的增加。事实上，包括政府履行监管责任，也和受教育者的权益意识有关，如果受教育者积极维权，那么，政府部门的监管也就难以缺位，学校和教育机构也就会走上尊重受教育者权益、合法办学、经营的健康轨道。（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