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院院士吴良镛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首先是缘于他的学术成就，诚如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一句评价：“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当公众的目光投向这位建筑界的翘楚，笔者希望人们能更多地关注科学家的良知和责任。

针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建设规模大、速度快、涉及面广等特点，吴良镛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建设原则。他在北京的经典作品当数菊儿胡同四合院工程。该工程的成功，不只是老城区改造的典范之作，还推动了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的政策转变，更推动了从个体保护到整体保护成为社会共识。其实何止是北京，全国许多城市都留下了吴良镛有关建筑设计与城乡规划实践的建筑范例。

我们一边赞赏吴良镛的学术成果，一边也听到了他对当前古建筑保护和新城市建设直言不讳的批评：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面对吴良镛，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当反思：城镇化是大势所趋，城市建设与改造在所难免，但怎样避免城市同质化倾向，保护历史文脉和城市肌理，努力实现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早在1999年由吴良镛负责起草的《北京宪章》，是国际建协成立50年来第一部宪章，其“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获得了世界认可，却未被我们更多的城市管理者所重视、所吸纳；目睹这位耄耋老人这些年奔走在全国各地去阻止大拆大建的羸弱身影，尚有不少地方的城市管理者依然无动于衷。当推土机的轰鸣拉开了一些地方所谓的“造城运动”，不是科学家的声音太微弱，而是长官意志过于强大。对此，吴良镛痛切地指出：“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这位慈眉善目的长者的批评是如此不顾情面，不然，我们就不好理解，同为北京，菊儿胡同获得了联合国“世界人居奖”，若干年后，却会发生他的导师梁思成位于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故居被拆除的悲催事件。

对于城市管理者，吴良镛的热情寄望是，应“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这要求可能有点高，有点理想化，但是，吴良镛近70年的学术生涯尚且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人居”，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就不能放下身段向科学学习、向专家请教吗？如果我们的城市管理者都能够对吴良镛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有所领悟，从吴良镛的仗义执言中对当下城镇化的道路有所反思的话，那么，获奖的是吴良镛一个人，受惠的将是无数百姓，甚至我们的子孙后代。（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