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只有通过各方的充分表达、阐述乃至争论，文物的真正价值和文物保护的真正意义，才能够充分呈现，相关各方才可能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和决定，才能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对合理的决策。

2011年11月，长沙“万达公馆”建筑工地发现120米宋、明两朝古城墙，经专家鉴定认为文物和历史价值极高，甚至“堪比马王堆”。随后，围绕如何保护这段古城墙，在文保专家与长沙市政府及开发商三方之间产生不同意见，专家倾向不计代价原地保护，政府倾向采取异地重建方式保护，开发商虽然表态“政府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执行”，但没有明言的潜台词，则是政府有义务负责因原地保护造成的损失。

面对僵局，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柳肃教授心急难安，情急之下，想到发动网络及社会各界力量介入，共同参与保护长沙古城墙。柳肃教授的努力，不仅引来数万网友参与微博呼吁，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兼长沙市政协委员汪涵等知名人士亦积极参与，联络各方加强沟通、增加彼此的了解和理解，寻求各方都可以接受也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经过多次见面交流、会议讨论，目前的阶段性方案是，120米古城墙中的20米得以原地保护，其余部分则可能异地重建。

最终只有20米古城墙得到原地保护，仅就这一数字而言，这一番博弈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如果回顾整个“古城墙保卫战”的过程，在各方充分陈述意见、坦陈利益关切、相互说服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充分且公开的博弈过程，虽然最终的结果看似有太强的妥协和折中的味道，但和其他许多复杂事务一样，妥协、折中往往是最现实也最可行的结果。

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早已成为社会共识，呼吁保护的专家们几乎不用任何阐释，就能获得公众最广泛的支持，长沙古城墙这类极具文化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就更不在话下。

2月2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则刊发了对长沙市长张剑飞的专访，其标题便开宗明义：《“讲我不注重保护文物，我感到很委屈” 》。文中，张剑飞坦陈了作为一市之长在面对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冲突时的选择困境，也表达出对文物保护的理解和重视，态度真诚、言辞恳切，绝无公众既有印象中一个文物破坏者“应有”的丑恶和无知。

作为相对中立的公众，如果只听任何一方的说辞，都可能被其打动、说服，因为站在各方立场，都有相对合理的利益诉求和理据。这种各执一词且各有理据的复杂局面，恰恰说明文物保护确实不具备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绝对标准，面对具体文物、具体事件，往往只有通过各方的充分表达、阐述乃至争论，文物的真正价值和文物保护的真正意义，才能够充分呈现，相关各方才可能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和决定，才能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对合理的决策。

以往各地多有发生的文物惨遭破坏，或拆真古董、建假古董之类的荒唐“保护”，其根源往往并不在于主政官员是否具有文物保护意识，而在于缺乏一个建立在争论、博弈基础上的决策过程和机制。极而言之，一个地方的官员可以没有任何文物保护的意愿和常识，但只要他在决策过程中不具备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而是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博弈，其最终的决策就不会荒唐到哪儿去。

在这个意义上，长沙“古城墙保卫战”的最大意义，就不仅在于多少古城墙得到了原地保护，而是各方参与、充分争论、审慎决策的过程，给长沙及其他地方今后的文物保护，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案例和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