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私人生活领域之外，市场经济也应是法治这种公权力审慎介入的“特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交易逻辑和发展规律，自然发育乃是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企图完全依靠立法设计来规制市场秩序，显然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过于天真的愿望。

立法者要辩证认识立法的能与不能、可为和不可为的关系。首先，立法不能介入纯粹的思想意识领域，不能充当思想的判官。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而不能孤立地直接调整人们的主观过错。

其次，立法不宜介入公民的私权利领域，而主要是调整公权力的手段。公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相对于强大的公权力，公民的私权利明显具有脆弱性、受支配性和易受侵犯性。立法随意介入公民的私权利领域，容易为公权力侵犯私权利打开方便之门。

此外，对于宜由其他社会调节手段调整的领域，立法应当保持必要的审慎。法律仅仅是诸多社会调控方式的一种而已，不能取代道德、伦理、宗教、舆论、民俗等其他社会调控方式。该由道德作主的就交给道德，该由市场调节的就由市场调节。曾经有人大代表提出对邻里关系进行立法，这就有用立法取代道德伦理越位之嫌。美国法学家埃里克森曾经精辟地指出：“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促进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法治是有缺憾的和有局限性的，法律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也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下，立法活动更要讲求精益求精，尊重立法规律，注重立法质量，走出片面追求立法数量的误区。（福建日报）

（作者系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司法》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