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京出席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称，去年湖南农民种植每亩水稻纯收益仅116.6元，除去109.1元的国家粮食补贴，农民纯收益只有7.5元。他建议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3月4日《广州日报》）

“汗洒一亩田，年赚七块五”，农民的辛酸和无奈可见一斑。由于种粮不赚钱，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纷纷外出打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日益严重。媒体曾报道过的湖北省滨湖村，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种地效益低，不仅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更直接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明天谁来种地”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袁隆平委员连续三年提交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的提案，建议政府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以平价出售粮食，从而既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价格的平稳，又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

应该说，“高价收粮，平价售粮”是政府统筹民生的责任体现，而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财税收入的提高，我们也有实力每年拿出一两千个亿用来搞粮食补贴。不过，必须看到，“一亩地只赚七块五”是道综合考题。与提高政府收购价的“治标”相比，我们更应反思种田不赚钱的根源所在，对症下药。

首先，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去年登上央视《新闻联播》的东北农民刘贵夫，承包了500亩土地，一年下来能赚二三十万元。事实上，只要大面积承包土地，有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即使单产不增加，一个农民家庭的年收入也完全能够超过城里人的工作收入。眼下随着农村务农人数的减少和荒芜农田的增加，各地都加快了土地流转的步伐，为土地规模经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与土地规模经营相伴随的，是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面临“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新问题。随着农业产业升级和链条延伸，各地已经出现了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以及农村经纪人、植保员、防疫员、沼气工等新的职业和岗位。为此，有关部门需要跳出传统农业思维，出台优惠政策引导有想法、高素质的农民留在乡村就地创业，有效调整农村劳动力结构。

此外，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眼下，农民越来越需要低成本、便利化的生产经营服务，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也更为强烈。日前，国务院印发《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将“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十二五”时期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任务之一。当前要建立好政府指导、公益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效机制，统一农技、农药、机械化等方面的服务，从而帮助农民降低成本，提高产出。

说到底，破解“一亩地只赚七块五”还是个市场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提价的行政手段。政府更要做的是，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建设农技推广体系，提供农户金融支持，通过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让广大农民有能力在土地里淘金，实现农业的规模效益和比较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