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公款吃喝”咎不在名酒也不在吃喝，而在于用“公款”为私利买单。“公款吃喝”实际是耗费公共资财餍足私利，也是公共行政伦理失范的一种形态。治理公款消费，着重点在“公款”，而不在“消费”。把矛头对准茅台等名酒来禁绝“公款消费”，行为可嘉，却瞄错了目标。“公款吃喝”之所以盛行，不仅仅在于所谓酒文化和官场潜规则等“软件”使得公职人员陷入集体失范困境，更在于制度规制等“硬件”方面不过硬，使得私人吃喝公款买单的违纪成本过于低廉，这也就不难理解“公款吃喝”一直难以有效解决的原因了。

即便“公款吃喝”当中存在许多人情世故和潜规则，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合理”理由，比如为了工作啊，为了招商引资啊，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公款吃喝”合理化的借口。更何况，将公款饭局上的酒量大小与仕途升迁挂钩，否决了能力本位，只会导致各种官场“潜规则”盛行，这样的“官场文化”，只能消磨掉公务员的锐气和正气，助长“官老爷”作威作福的丑陋习气，破坏干群关系，损害政府部门形象，乃至有侵蚀执政基石之虞。所有这些都与公共部门的宗旨意识和党的先进性水火不容。禁绝“三公消费”，从整治“公款吃喝”入手，还官场一片风清气正的氛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