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一届特首及高层管理团队近日宣誓就职。就内地的观察者而言，确有不少感觉新鲜的东西：新特首梁振英致辞时口口声声的“谦卑”；其演讲时擦汗用的是（布）手绢而非餐纸，可见其环保已成习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相对于不少内地官员）普通话讲得字正腔圆，背后下过的工夫不言自明，其认真敬业的精神亦见一斑；就职首日开会，面对等待门口多时的弱势人士的诉求，不轻慢，不敷衍等等。

然而更出我们意料的，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于3日出席香港电台有关节目后公开表示：她会鼓励、支持及劝喻行政长官梁振英，尽快交代寓所违建事件，并强调，若梁振英在此事件上处理不当，管治将会面对重重困难。

林郑月娥算得上梁振英的副手。在我们的经验中，副手对待首长的“闹心事”不闻不问、不戳伤疤已是底线，更多的则是设身处地的“体贴入微”和官官相护。若有人干出林郑月娥这等事来，大家的基本判断，或是“神经有病”，或属因一己私利而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

林郑月娥此举当然是制度使然。由此想到，数年前，最具实力的香港和上海都在为争夺国际大都市和亚太地区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努力。当香港强于上海的意见成为共识后，人们就在思考：硬件条件并不见强的香港相对于上海，更为明显的优势是什么呢？更多专家倾向于认为，是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实话说，我们心目中优秀的公务员形象早就通过大众传媒或各种宣传机器而定型，他们应是温良的，勤政的，遵纪守法的，当然，对待上级也是不讲条件地言听计从。

新世纪元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一流公务员锦囊会议”上，英国历史学家亨尼西提出优秀公务员的标准，其中说到优秀公务员的“首要职责”，是“向上司直言进谏”，这多少出乎内地人之所料。因为在我们目力所及，以科层或官僚制为组织基础的公务员队伍中，无论是“显制度”还是“潜规则”，更多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与“向上司直言进谏”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关于“向上司直言进谏”，原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位高官在一次讲演中对此作了阐释，就是“掌握最真确的资料，进行客观分析，并据此向上司提出恰当的意见，即使是逆耳之言，仍直言不讳”。这位官员声称，她及同事们自入职以来，一直被培训和鼓励成为忠言直谏的公务员。

很难说“向上司直言进谏”的官场文化是香港公务员的专属。“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就曾是作为“三大法宝”之一的我党建设的重要手段吗？但不要指望在当下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会自然生成这样的文化。自身道德操守的修养固不可少；但必要的、全方位的、有效的对公权力的监督，以及立足更为长远的制度建设，才是顶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