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到两周时间，伦敦奥运会的激战大幕就将徐徐拉启。为了鼓励运动员在客场继续保持北京奥运会的高水平，体育总局开出的冠军奖金达到惊人的50万人民币，相比四年前翻了一倍，创造历届奥运会的新高。据了解，除了冠军，亚军和季军也将有相当数额的奖金，所有项目排名前八的运动员，都将有奖金的奖励。（7月13日新民网）

15万元、25万元、50万，从希腊到伦敦，中国军团的奥运奖金8年间实现了三连跳。单从这个角度看，不由得你不发出“中国体育不差钱”的感慨，但且慢，当另一名“故人”再次成为新闻时，我们或许能瞥见中国体育的另一个面相：日前，前国家体操队队员张尚武再度现身北京街头卖艺，许多人在地下通道目睹了张尚武的“复出”。联系到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举重冠军当搓澡工”、“马拉松冠军摆摊卖奖牌”事件，我们似乎又不得不说：中国体育其实很穷、很苦逼。

之所以出现这种强烈的贫富反差，从表面上看，在于体育资金分配使用的严重失衡：一方面，大量资金被投入到竞技体育而非群众体育上，以致于许多地方普遍存在公众无处体育健身的问题。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03平方米，远低于美日等国，且体育场馆多集中于城市，而广大农村的体育基础设施则极其薄弱。于是乎每到夏季，野游溺亡便成了一些地方的“保留节目”，闻之令人掩泣；另一方面，即便是在竞技领域也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幸运如奥运冠军者，国家奖了省里奖，发了奖金还分房；而大多数普通运动员，不仅平时收入微薄，退役后更因缺乏一技之长及相关社会保障，陷入生活贫困甚至无钱治病的悲惨处境。

但究其根源，这一切还是举国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体育政绩观”在作祟。在这种政绩观下，野游溺亡者的不幸、邹春兰、艾冬梅们的遭遇都是浮云。因为前者大可归咎于家长监护照料不力、学校安全教育缺失、其他部门防护设施、警示标语配备不到位；而后者虽会招致一些正面责难，但奥运的欣喜、奖牌的“功绩”却能够成功“对冲”这些非议。更可笑的是，这种严重背离体育精神、妨碍体育普及发展的“体育政绩观”最终居然还要纳税人埋单，这合理吗？奥运金牌价“值”50万，谁同意的？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体育“为国争光”、“提振民族自信心”的政治效用已日趋淡弱，娱乐成为人们观赏体育赛事的第一初衷。既然是为了娱乐，那么理应秉承“谁消费谁埋单”的原则，再动用税金，甚至拿官位重奖运动员显然已不合时宜。更何况，今年还是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60周年的日子。一甲子、一轮回，中国的体育改革却还在原地踏步，这样的改革周期是否太长，改革成本是否太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