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称，“我国按家庭计征个税不可行”。他表示，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看似简单合理，但从13亿人口这个整体来观察，税制会变得相当复杂，让家庭申报其应税所得，会使成本高到难以实施的地步。（7月22日《羊城晚报》）

按家庭征个税，在税改“楼梯”上响了多时，却迟迟“不见人下来”。毫无疑问，它集结了厚重的民意期许：在税改呼声响彻的时下，“按家庭征税”提供了提高起征点外的又一个减税选项。它的量能课税指向，与减税让利的民众期待相承接。

可刘尚希的一句“不可行”，冷却了人心。对民众来说，这很逆耳——仅从征收成本的角度考量，就断言“不可行”，是否失之偏颇？究竟是不可行，还是不愿行？

民意殷切，大可理解。按家庭征个税，已是国际惯例。在我国税负积重、基尼系数扩大的情境下，发挥其正向调节的作用，是情势所趋。事实上，以“家庭征收”为核心的个税改革，早已被提上政策议程。就在公众纠结于“具体时间表”之际，官员却出来表态：按家庭征个税不可行，理由仍是在“国情论”上兜圈——“人口基数多”“税制复杂”等。这难免让公众郁闷：这征税方子，果真在国内水土不服？

平心而论，刘尚希的“条件不成熟论”未必没道理：目前，家庭申报收入，还缺乏配套的制衡措施。在社会信用体系不彰、税务监督匮乏的语境下，虚报瞒报，或将钻政策空子，尤其是灰色收入。再者，家庭流动化频繁，半独立、半分离的家庭状态已很寻常，怎样界定，至今尚是盲区。还有，异地就业、多地置业等，都增加一揽子征税管理的麻烦。

税改共识的“断链”，造就税改话语上的歧异，挺正常。公共空间，理应是个存异的话语容器，充斥异议和对话。但怕就怕，许多并不审慎、仍显轻佻的结论，变成官方的立场宣示，将民意搁置一边。基于刘尚希的身份符号，其发言不免被视作政策代言，他的言语，自然也要虑及民意，多些审慎。

刘尚希说“按家庭征个税不可行”，立论的着眼点是“政策实施的成本”。可成本从来都不是政策升级关键的评判标准，在管理的纵深化过程中，程序的繁琐往往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因“管理上的路障”，就将按家庭征个税归为“行不通”。

按家庭征个税，虽无法根本性地填补贫富落差，但却能以增量改良的方式，对穷人进行间接补偿；还利于贫，也有利于良性税收格局的逐渐形成。这些利好面，显然不能因“成本”考量而简单抹去。至于成本，也可在借鉴经验、征税技术提升中减低。

税收决策，应经受公共场域的讨论：在细致论证、科学试点的基础上，去寻求一种最优的方案。以扁平化的思维，单向度地否定“按家庭征个税”，或许误判了个税改革的价值，也背离了政策的公共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