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提案：沈阳各个店铺关店，谣言四起，请权威部门赶紧声明，稳定民心……”8月6日下午，辽宁省政协委员庄廷伟提交了一份加急提案，同时通过微博公布，他希望沈阳有关部门能及时回应市民关切、网络质疑（2012年8月7日《南方都市报》）

“突击打假”虽不乏善意初衷，但在缺乏沟通、不明真相的背景之下，这场本应成为全民配合的一次行动，却因“谣言频出、商家恐惧”而遭致“商铺关门、躲避打假”的命运。然而，在这场波及数个地区的“关门风波”中，不管是否是因商家做贼心虚、惧怕打假，还是相信谣言、躲避罚款，似乎总绕不过有关打假行为的这一命题。

应当说，当前不少地方所乐于施行的突击执法，尽管是迫于上级的指示，但也和一些地方的“执法经济”有所倒挂。就此事而言，一个以“公安牵头，可以拘人”的打假配合，显然有悖于国家的法规。然而，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之所以还会发生，关键在于，相对于其他制度的执法行为，商品类别的打假，长久以来由于受到利益等因素的制约，而最终被权力异化。正因如此，“抓人扣货、罚款数万”的谣言，也是建立在权力错位与行为异化的现实语境下。

实际上，打假本不应该按照突击的方式，而只需遵循“有罪推定、实事求是”的常态化规则，可在“迎接明年在沈阳举办的全运会”这样的现实条件下，“突击检查、罚款查处”自然也就有了合理生长的土壤。但如果相关部门仅仅是为了罚款而不惜颠倒打假的目的，那么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错位。

然而，我们从此次事件中“还有大的超市、饭店等继续营业”等现象似乎也可以分析，这些有别于其他关门的店铺也并不一定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身正不怕影子歪”，也可能是他们提前有预知或能应对巨额的罚款的能力有关。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小店铺罚不起”的悲哀，事实上也透露出另一种弦外之音，那就是公权力的打假行为，一旦被充斥“权力寻租”的行为，那么打假本身似乎也并不那么纯粹。

合理执法的动机，胜过规劝辟谣的决心。作为当地工商执法部门，与其拿“谣言频发”来规避责任，不如反思下下突击执法的不良反应会促生商户的恐慌。 退一步讲，如果当地有关部门在平时都能按照法定的程序来查处违规物品，而并不是采取那种打假经济的方式来恶意处罚。那么，即便是此次谣言传播的再快，也并不能影响众多地区众多的商户的关门。毕竟，谣言的传播是有一定的现实镜像的，一种对谣言的恐惧，似乎更能折射出现实所来的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