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北京暴雨夜，152名农民工救出上百名被困游客，每人获得慈善家、媒体的数千元奖励。但钱发下后被工地收回，连发放的新毛巾也被没收。工地称此举是为留人，月底将发放。一工人未交钱被辞退。随后，北京市政府官方微博表态：如查属实，将对克扣捐款的企业处理。

如果说，“农民工雨中救人”拉开了温情序幕，“崔永元盛情宴请”“社会向其捐赠”是爱心的弹唱，那扣留他们所获捐款，无疑是一段基调错乱的插曲，让人听后义愤填膺。

在7·21雨灾中，150余名农民工慷慨施援，用善举挺起刚直的脊梁。崔永元宴请、慈善家捐赠，是基于其义举的现实回馈，意在将爱心的薪火传递，在对好心人的礼遇感恩中，拓宽社会的道德厚度。

慈善家、媒体向他们捐赠，是一种善意激励。数千元奖励，就像救人的农民工说的：“救人不是为了钱，但这笔钱意味着社会的认可”；从物质层面讲，数千元捐赠也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

从法理归属上，数千元奖励和毛巾等定向捐赠，应属于农民工们的私有物产。在赠与契约中，慈善家主动捐赠，工人们拿到捐款，那物产让渡便有了法律保障，任何人都无权扣压、剥夺。实质上，“捐款被收回”，这并非首例。2010年11月，陈光标给南京50名环卫工人捐赠，却被管理单位强制收回。这引发不少非议，原因在于，定向捐赠往往指定了物产权属，不容收归公有或克扣。

工地辩称，扣留捐款是为留人。殊不知，单方的“扣留”，本来就是侵犯私权之举。即便要扣留，前提也应是工人自愿，毕竟，他们对所获捐款有充分的自主权。拿属于工人的钱来捆绑他们的来去自由，违背了法规。对“不服从者”直接辞退了之，更是对权利的蚕食。幸而，政府的涉入，会对企业的逆施行径形成掣肘。在多方施压之下，事态想必会趋善：企业也许会以归还捐款，来回避舆论声讨。

这起农民工维权，换来的结局或许不算太糟糕。只是，个案的解决，难以改变农民工的宿命。企业扣留他们的应得捐款，无非是延续了劳资博弈中强势者的一贯傲慢：当企业欠薪早已成了“媒体曝”中的常客，你能说，扣留捐款仅是小概率事件？鞭子打向无良企业，抑或乏力的救济之手，固然可以，却容易掉进“挠痒痒的窠臼”中：农民工权利孱弱，并非只出现在“媒体曝”中，当劳方权利的手腕总掰不过资方的大腿，谁也没法保证，被企业扣留的只是捐款。

谁也无权掠夺、扣留对善心的馈赠，当然，比这更重要的，是让农民工群体跳出权利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