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近两年逐渐火爆起来，比如江苏南京已办多年，广东省今年办了，武汉市连办两年。近日湖北省也办了一场“电视问政”，被问的是五个厅的“厅官”，先用电视短片反映问题，再由市民、专家及人大代表逼问“厅官”看法及处理意见，据说有两位“厅官”现场认错。

面对“电视问政”，各地都有官员直叹压力大，有些人还弄得满头大汗。官员面对上级痛斥，满头大汗并不稀奇，但现在被一些市民和专家问得满头大汗，这是一种新情况。而在官员满头大汗的背后，是“电视问政”模拟了一种公民在场感。在场的市民和专家，不是官场中人，他们只问是非，要求解决问题，这构成对官员的压力。

这种“公民在场”，对应着一种过大的官员自主性，他们掌握办事的进度，对于各种是非有着依人性倾向于自利的判断。相应的监督，是内部的，因而难免带着几许圆滑世故，如果出事了，监督会跟上来，但已是事后诸葛。对官员的评价，一般通过年终总结、数字化考核而来，由于信息不对称，这种官方评定与民间口碑经常落差较大。

但是官之于民，固然官员做事的结果具有决定性，而官员决策、执行的过程跟司法一样，如果缺少程序性保障，往往难有好结果。对于官员，向有“做大事不拘小节”、“看主流”之说，结果虽然民众啧有烦言，有的官员却可能“主流是好的”，特别是当这种评价出自“内部”的时候。但老百姓看重的不是年终，而是在日常事务中评判公仆，并形成他们对政府的整体观感。

“电视问政”的价值就在于，它跳出了评价官员的年终总结模式，介入过程，直面问题。官员的声誉，不再是以一年或一个任期为限来慢慢打磨，而是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或者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官员必须像医生那样，马上作出分析判断，现场开出处方。市民与专家就在提问席上，这是一个“场”、一个监督与制约权力的场，官员不按规则出牌不行。

这样一个监督权力的“场”，也意味着监督是当下的，是针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因此监督是时效性的。有一种说法，谓“政声人去后”，它拒绝当下的评判。官员不是一件一件地做事吗？拒绝就事论事，要到年终才去监督，要等出事后才来批评、谴责或处罚，其实于事无补。民众活在当下，他们要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所以对官员的监督跟新闻一样，时效性是第一位的好品质。

“电视问政”带给我们的，是对官员实施监督的在场感和时效性，但它显然带有某种模拟现实的特征，带有试验性质。不过，这种电视镜头前的试验，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有在场感、有时效性的监督的威力，具有推广运用的巨大潜力。既然它如此有用，我们何乐而不推广运用之？民众在场，公仆变得更加认真负责，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