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应用数学研究中心近日成立，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出席仪式，在祝福的同时，这些中国顶尖的科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提醒各级领导，对这个新生的研究机构要有点耐心，不能急功近利。（8月19日《中国青年报》）

有情形表明，我们的时代，创造性的工作，也正被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所量化。现在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越来越急功近利，相关科研人员在科研方面考评压力越来越大，比如一年中发表论文的篇数、获得各级各类奖项的次数、发明创造之有无，每年都有具体的数量标准，并直接转化为与个人分配和社会地位相关的考核分值。

科研考评本来是为了鼓励和奖掖科技创新，但是由此所造成的权力治理学术、不当的考评压力以及科研创新短视症，恐怕也是一些科研院所所始料不及的。而与此相对应，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科研考评则看起来“松懈”得多，但为什么人家不仅没有荒废学术，反而能够有更多更靠谱的学术创新成就呢？

显然真正的创新成果，是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自由生长空间的。旅美学者薛涌先生曾撰文介绍：美国“历史学博士一般都要花9年时间在研究院当注册学生，而从大学毕业到拿到博士的平均时间，竟达11.3年！而其他学科的博士，则要平均当7.4年的注册学生，从本科毕业到拿到博士学位的年头是10.3年。没有足够的时间，难以让自主创新的灵感和思考足够地发酵，哪里会出现真正的“数十年陈酿”般的创新和论文呢？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花了40年的时间，如果让这位渊博且又不羁的博士年年交论文，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如此重要的鸿篇巨制诞生了。

如果把创新成果比作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有关管理者，则尤其需要转换落伍且急切的学术治理思路，在寄予厚望的同时，给予学者们更多的自由空间。

□ 采桑子（武汉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