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河南孟津县村民杨安乐将逾6万公斤玉米卖给粮管所，按当时价格计算共74694元。该所以没钱为由，为杨安乐开具收购凭证并加盖公章，称以后结算。但欠款后被拖欠11年，历任粮管所领导均称要钱去找前任。此事曝光后，粮食部门当天下午给当事人送去现金。（《人民网》8月19日）

11年解决不了的一个简单维权问题，由于媒体的报道，当天即获解决，无论对于当事人，还是事件的关心者，都可谓一件幸福的事情。实际上，媒体的报道，不仅仅是让村民杨安乐拿到了本属于自己的卖粮款，还促使孟津县粮食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有经营疑点的原负责人赵晓涛进行深入调查，并将根据情况对其依法依纪严肃处理。也就是说，媒体报道的价值是多重的，既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又促进了真相的还原，还促进了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近年来，类似“曝光即获解决”的事情，或者“曝光之后持续跟踪终获解决”的事情，或者“曝光之后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宝马假彩票案”、“湖南嘉禾强制拆迁事件”、“圆明园防渗膜事件”……事件得到处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不可没。“孙志刚事件” 让长期以来实行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开胸验肺事件” 使了职业病防治法规得到修订，舆论的力量，都是至关重要的。

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一直在与时俱进，由过去的人治模式到后来的法治模式，由严格的法治模式向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模式的进步，都没有离开媒体的推进。由于媒体不但搭起了政府与公民的沟通桥梁，更由于媒体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参与了社会治理，很多时候，媒体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媒体获得了“第四权力”的美誉。杨安乐能够拿到被拖欠11年的卖粮款，再次证明了“第四权力”的威力。

然而，媒体“第四权力”的形成，让一些在旧思维里打转的人还不习惯。尽管中央多次强调“舆论监督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但很多地方依然只将舆论监督作为功利的一时一事之需，依然在设置各种障碍，阻碍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阻碍记者采访、殴打记者、抢夺记者的报道工具、恶意收购报刊，甚至是到报社打砸抢的事件仍时有发生。相比已经立法保障记者采访权的国家，我国媒体的生存环境，还没有获得应有的保障，这依然是社会的期盼。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一些媒体、记者着眼于商业利益，做出违背社会良心、职业道德事情的真实存在，但我们在对待媒体的时候，却不能因此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媒体生存的基础，还是在于受众，而取悦受众的关键，最终还是媒体是否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追求。因此，应该严管媒体和记者的不端行为，但却不能因此而设置媒体舆论监督的枷锁。

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杨安乐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被拖欠很久的卖粮款？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我们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世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已经再三证明：公共治理，媒体不可缺席。杨安乐在拿到被拖欠的款项后，表示满意，这个满意里面，恐怕最大的成分是给媒体的。我们在为杨安乐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希望媒体能够更好地发挥“第四权力”的作用，造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