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现在人们上街遭遇“三急”又找不到公厕时，请留意沿街机关单位部门是否挂有“内设厕所对外开放”的标识。据悉，广州市上半年已增设开放44家沿街单位内设厕所。今年初拒绝3岁幼童进门如厕的天河区司法局法律服务大厅，此次率先挂牌在办公时间向社会免费开放。（11月7日《新快报》）

把机关单位部门的“公厕”，挂出特别标识，在办公时间允许公众免费使用，广州的这一做法颇得民心，却也可谓来之不易。报道披露，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认为，公民“如厕难”动辄升级为公共热点事件，除了某些客观原因，还与沿街政府机关单位未能开放内设厕所有关；这次广州44家单位“公厕”变身免费公厕的讯息，其实便来自城管委对他《建议政府打开“方便”之门》的提案答复。

“为人民服务”也好，“纳税人是衣食父母”也罢，作为政府机关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其实在一个内设厕所使用权的问题上，最应确立一种“与民共享”的思维定势。方便市民百姓的如厕需求，除了会增加一定的管理负担之外，显然不像有些“时髦回应”所称的那样，或将涉及“国家机密”；而口口声声以“公仆”自称的单位部门，要是连个厕所都不愿让群众借用一下，那又何从体现其谦卑和善的形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事实上，这些年的不少报道早就提到，很多国家的政府服务部门，甚至包括一些重要议政机构，向来都对“公厕”开放持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即便是外国游客前来借用，最多也是友情提醒不可高声喧哗。我们自然无须妄自菲薄，由此断言“外国的月亮”果然“特别圆”；但从人家“公厕”即公厕的共识与惯例来看，值得借鉴的思考，确实不能总是停留于纸面上了。

局部地区、一定范畴的“公厕”难成公厕，看起来是怕麻烦、怕多事的偷懒思维作祟，但若不是讳莫如深，却也可以想到，这当中未必没有“官民有别”、“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作怪。在某些机关单位人士的眼里，自己内部“公厕”的对外开放，就无异于“身份地位”降了一个档次，或是显得“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了。故而，用厕事小，“降尊”事大，若无上级指令与压力，积极主动地开放“公厕”、“造福”于民，也就真的殊为不易了。

“公厕”即公厕应成社会惯例，自然可以期待于社会发展和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但恕我直言，有的时候、不少方面，确也需要像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那样的着眼细节、为民代言。坊间俗语道：“好带上，差带下”；“公厕”即公厕的社会共识，既有赖于机关单位的自觉推崇，而在某些语境下，也更离不开议政通道和舆论诉求的不断“倒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州44家沿街单位内设厕所挂上对外开放的特殊标识，虽说尚显杯水车薪、数量有限，但有了这样的“第一步”，就能很好地引来“跟进者”。其实，良好风尚和惯例的形成，往往也是这么一步步地“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