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案近日开庭。杨被指控自2003年以来单独或与其妻余某共同受贿人民币974万余元，黄金、钻戒等合人民币18万余元。夫妻俩一个办事、一个收钱。杨坦言，“礼尚往来，收红包在官场是平常事”，不经意间就收多了。在检察机关指控的杨红卫多达116次受贿中，有不少属于这种所谓的礼尚往来。（据1月4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有人曾随机抽取了某法院3年审理过的100起涉贪案件，通过分析发现，78名官员都曾在节假日里大肆受贿，其中有40人在预审或者庭审过程中明确提出，逢年过节收礼送礼乃是人之常情，并不应该将节日期间收受的礼品认定为受贿所得。就像杨红卫所说：“礼尚往来，这在官场是平常事，我也没在意，哪知道出事后一加，居然收了这么多。”无论如何，这样的巧辩还是笨拙了点。

那么，杨红卫果然是不经意间就收多了吗？非也，绝对不是。在他“不经意”的背后，则是一场精心刻意的收钱敛财行动。比如，在敛财上夫妻二人分工明确，前店后厂，配合默契。一个收钱，一个办事，俨然就是一条龙作业。楚雄州的老板们深知杨家夫妻“我办事、你收钱”的家庭分工，纷纷走夫人路线，在向杨红卫行贿的26人中，有15人曾向余某送钱。在武定县狮山大道改造工程招标前，杨红卫专程来到武定县调研。他逐一否决投标企业，力推何某的公司，使其拿到了该项目。何某之所以在众多投标企业中独得州长青睐，直到东窗事发才得以暴露，他与杨红卫妻子的幕后交易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可否认，红包本是国人逢年过节相互之间表达祝福的一种方式，过节送礼确实是人之常情。然而如今在官场上，这种人之常情却变了味，给官员送红包逐渐成为一种较为隐蔽的行贿手段，也是一些人拉拢、腐蚀官员的“敲门砖”。行贿人常常通过送“红包”与官员搭上线，再开始大肆行贿、请托，为自己牟取私利打开方便之门。而多数贪官不把收礼当成受贿看待，似乎收礼是人之常情，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也使逢年过节送礼成了官场上“风俗”。其实，收受者对送礼者的如意算盘心知肚明，名曰“礼尚往来”，联络感情，实则看中了他手中的权力，权钱交易，相互利用而已。

事实上，是“礼尚往来”还是收受贿赂，其界限泾渭分明，无法混淆。礼尚往来以朋友间长年积淀的良好情感关系为基础，是一种不计索取的赠予，不附带任何附加值。而收受贿赂的显著特征，首先是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绝大多数存在着明确、具体的工作制约和利益需求关系，比如上下级、或者合作等，而且这一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相对稳定性。其次是行贿者利用节假日等各种机会送给官员财物，是基于官员的特定职责权限，凭此与其长期保持的相互利用关系，以不断取得其帮助，谋求经济利益。行贿者就是企图借用受贿者手中的权力牟取更多更大的好处。

诚所谓“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既然是送礼“风俗”，就要“礼尚往来”，有投有报。既然“礼尚往来”，就要有来有往，“来”的是钱财，“往”的自然是人民赋予的权力。说白了，收了钱欠了情，只能用手中的权力去还，“成人之美”，“替人消灾”，给人家办事，终日像一头负重的驴子艰难前行。殊不知，当把权力当作商品出租出售的时候，离罪人的距离也就不远了。就是一个个红包最终化为一副冰冷镣铐，牢牢地把杨红卫铐在罪恶的十字架上。这说明，节日里的“礼尚往来”决不是小事。

元旦刚过，春节将至。各级纷纷三令五申，强调严禁以各种名义收受礼品、礼金和有价证券，廉洁过春节。相关领导和部门年年都这样耳提面命地喊，年年捕获的贪官都能揭出节日腐败的问题，正是一个个热衷于节日收礼怕贪官纷纷落马，也让人们在信心的迭落与升起中看到了希望：“绳从细处断，祸从贪念生”，“贪得无厌必自毁”——铁规不可违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因此，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有起码的责任心和自律性，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别以为大权在握，就可以什么都不在话了，不服天朝管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侥幸心理要不得，杨红卫案就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