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偏离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不偏离基本的公平与正义，这才是公众所期待的劳教“变法”。

中央近日释放出年内“积极推进劳教改革”的声音，一时间，舆论沸腾，赞赏与期待成为主流。

但也要看到，这种赞赏与期待，多源于对劳教改革的乐观。这种民意表达，正是劳教改革最有力的推动者。民意可用不可戏。对望穿秋水的劳教改革而言，公众已经不起哪怕一次的“狼来了”。

去年底就曾有消息披露，劳教制度改革已在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进行试点。从南京市政府去年发布的《关于成立南京市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中

可以看到，此项试点并不是几个地方的率性所为，而是根据中央确定的试点方案，有步骤有计划地稳步开展。

试点的经验需要总结推广，教训需要吸取改进。回顾历史，立足当下，劳教制度的改革绝非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我们更应计算这一改革的积极影响，而不应仅仅看到部门利益的“小账”。

若以后不再适用劳教，那在押的被劳教者怎么办？没有了劳教，那些虽不构成犯罪但也属恶性违法的，又怎么办？

从现有“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模式来看，仍是由

公安部门主导。若这就是劳教改革的方向，不免让人平添几分忧虑。因为劳教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并不在于它的名字，而在于它有违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一些基本底线。

就像“劳动教养”的实质并不是“劳动”，也不是“教养”，而是惩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也有可能既不是“教育”，亦不是“矫治”。因此，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立法上，必须就劳教之恶作出正面回应。比如，在公安部门“自立、自侦、自诉、自审、自执”这一堪称内部的程序上，予以革命性的改造，防止新瓶装旧酒。

若未来真采纳以违法行

为教育矫治取代劳教，引入司法化程序是必需品。矫治个案理当交由法院——而不是由公安部门来裁判。与此同时，矫治的对象也应大大缩小，被矫治人还应享有充分的辩护权和有效的救济管道等等。

无规矩不成方圆，劳教改革如箭在弦，势在必发。当年的劳教是以一纸违宪违法的规定适用多年，此番改良革新，也当遵循既定的立法程序，确保依法立法。改革不偏离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不偏离基本的公平与正义，这才是公众所期待的劳教“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