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缺失，让人深思。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必然要回应需求。火灾后，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令人惊心：我国现有孤儿61.5万人，被政府福利院收养的不足20%。数字背后，是急需完善儿童福利相关制度的热切渴望和强烈诉求。

没有制度规范，民间善行与牟利行为划不清界限，袁厉害就难免背上黑锅；没有法律要求，福利院也可建可不建，孤残儿童难免流落民间。制度建设更充分、制度设计更科学、制度执行更完备，才能更好地回应社会诉求，创新社会管理。

如何划清“合理边界”

记者调查显示，袁厉害的收养行为，在当地并非个案。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私人收养合法边界的讨论，也让人反思：在儿童保护与救助体系之间，一方面亟待民间力量播撒爱心，另一方面，个人、社会组织在参与过程中，也有着政策门槛、法律风险和监管难题。

社会管理新格局，既需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也需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然而，袁厉害的被质疑，说明公众和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在很多时候会遭遇“玻璃门”、“天花板”。在这方面，我们有政府接棒“免费午餐”、“微博打拐”的成功案例，也有云南镇雄学生食用营养餐后身体不适的教训。这些都启示我们，社会力量介入社会管理，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主导的政府，必须为民间行为划定边界。

兰考事故后，民政部回应，要积极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正如校车事故倒逼《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免费午餐”催生营养午餐补贴……不断从中汲取制度改善、管理创新的营养，社会前行才能更稳健，“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的愿景才能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