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部地区依然“沉浸”在严重雾霾中，不少城市紧急启动应急预案。以北京为例，该市已采取污染严重地区中小学停止体育户外活动，落实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要求一些工地停止土石方作业等举措，试图降低污染伤害。

然而，重度雾霾是污染累积与特殊气候叠加的结果，它不同于单一的环境事件。实际上，就目前的情况，于人而言，除了足不出户减少接触，唯有等待降雨等自然循环调节，所有暂时措施充其量是避免给已经非常严重的大气污染雪上加霜。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当下的应急预案所涉范围多么全面，在怎样的有限时间内进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根本上改变污染实质。面对这种情况，更需要从源头思考系统性的环境治理。

本次雾霾广受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开展PM2.5监测的地方增多，不少地方的空气质量检测结果极差，甚至有检测值濒临“爆表”。问题不是因为监测才有，而是监测让问题公开化。雾霾与工业污染、尾气排放相关，后者直接对应着污染排放控制问题。当下，恶化的环境正用肉眼看得见的方式“告知”它的不堪重负，足见现有污染排放量已超过环境容量。这就是说，此次雾霾事件，凸显了长期以来诸多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环保问题。

如果“超容”是企业违反相关减排规定私下排放所致，这就涉及到环境执法的不到位；如果环境执法到位，排放标准确实符合要求，则说明目前的减排标准过低，需要通过环境立法确立新的评估标准。近年来，国内雾霾天气并不罕见，且出现频次越来越高，不应该非要等到监测方式更新才有机会被重视，这又牵扯到环境诉求是否通畅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环境议题之所以受到官方高度重视，政府自身的认知和行动之外，环保组织是一个重要的推手。

以PM2.5监测来说，不少环保机构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自行监测并发布数据，这样既可以此为依据向相关部门提出质疑，也能用于其他环境问题建议。同时，这些民间组织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类活动，向公众传达环保理念，倡导环保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借助其强大的活动能力，提出建议游说官员，最终影响环境决策乃至环境立法。反观国内，客观地说，环保组织在中国面临的困境与其他民间组织无异，要发挥环保组织为公众发声的作用，还当从民间组织的进一步“脱敏”入手，给予各组织更多自主生长的空间。

环境公益诉讼是促进环境改善的另一个有效途径。很多时候，前者与环保组织密切相关。由于个人公益诉讼难度过大，社会组织在公益诉讼上的作用显得不可忽视。此前团体公益诉讼无法开展，往往囿于民事诉讼法的原告资格上，而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社会组织已经具备诉讼资格，其中的进步性不言而喻，但环境诉讼取证困难、评估费、调查费等问题，仍阻碍着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让这一管道更为畅通，还要有更多配套制度的建立。进一步看，即便相关诉讼推进顺利，此前渤海石油泄漏事件中暴露的污染处罚标准过低，指向诉讼裁量所据环境法规或有修订必要的问题。

环境执法、环保组织、环保意识培养、环境公益诉讼，环境治理上的各项问题，看似相互分开独立，实则环环相扣，组成一个系统。某种程度上，它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综合性考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雾霾问题，除了紧急避险，更指向环境保护的系统性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