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段只有9分40秒的视频《两个小时的距离》，获得了很高的点击和如潮的好评。片中以春运的困局为引，感叹农村被发展所遗忘，感叹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之大，更感叹农民跨越差距之难——— 从农村到城市也许只有短短两小时的路途，但对于多数农民来说，跨越这“两小时”也即真正融入到城市的生活，可能需要“两代人的时间”。

客观说，从春运之难导向城乡差距之大，逻辑上略嫌跳跃了些，而以“两小时”为城乡差距作比喻，概念上也不太精准；但是，这段视频所提出的问题和思考，却是那么的真切。实际上，从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城乡之间差距的“两小时”，许多农民工家庭用“两代人的时间”可能都是走不完的，甚至还会越走下去反倒差得越多、距离越远。是啊，种种樊篱之下，分配不公之下，扎根城市注定是多数农民工难以企及的梦——— 甚至可能连梦都不再有了。

生活在这里，却无法属于这里，这应该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之一了。既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便难以摆脱“边缘群体”的定位。对于这种现象，虽已习以为常，细想却很奇异，且更值得忧虑——— 据悉，2011年，进城农民工便已达2.5亿以上，如此庞大的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化位置，都与其所工作生活的城市存在疏离感，这与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一定是相悖离的。

表面上看，由于农民工劳动力的廉价，城市建设和发展节约了成本，提升了速度；但是如果继续如此“发展”下去，则各种负能量势必越积越多，明显的不公平会诱发很多的社会问题。因此从根本上看，农民工难以跨越城乡之间的“两小时”，并不只是关乎他们自己；他们的命运和城市以及整个社会的繁荣也都是息息相关的。

城乡之间的“两小时”难以跨越，根源在于某些制度的无力，乃至有意无意地阻隔，使得农民工群体的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比如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平等教育等权利。例如北京市1995年曾颁布过一个《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管理规定》，其中赫然写道：“本市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工种，由市劳动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市劳动需求状况，以本市城乡劳动力不能满足用工需要为原则确定，并予以公布。”由此，北京市竟有100多个工种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当然，由于太过离谱，反对者众，此《规定》已被废止。

但是，几个离谱的文件制度容易废止，某些城市管理者对农民工根深蒂固的歧视却仍然难以清除。到现在，外地务工人员子女想在北京等大城市升学，仍被限定为只能升入职业学校。

跨不过“两小时”，怎能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怎能少了多达2.5亿的庞大群体？所以，城乡之间“两小时”的差距，也许更可理解为当前某些城市发展模式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