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段时间，雾霾天气空降我国，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处处都有它的身影。极端天气与你我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理性认识这种极端天气方能对其做出有效防御，当前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它涉及雾霾的形成机制：是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还是某种发展模式“沉淀”的结果？

早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北京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有气象专家指出，城市污染物会加重雾霾程度，使污染越来越严重。污染物对此次极端天气产生直接影响，事实上，这不仅是学界的立场，它在灾害的重要责任主体炼油企业那也得到了认可。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昨日在京即表示，炼油企业是雾霾天气直接责任者之一。

然而，一场影响全国乃至邻国的极端天气，它的责任重负显然不能只是归咎于这家大型国企。更应该看到的是，中石化这类企业在当前中国经济格局中有着重要地位，它们所维系的产业结构，早就为极端天气埋下了隐患。

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或许更能看清这场天气灾害的形成机制。美国《财富》杂志对此评论称，对中国而言，肆虐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危险雾霾不仅是几记警钟，更像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死刑宣判”。针对雾霾天气的严重影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推进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

如此看来，今天我们看待这场“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或应有更长远的眼光。在过去一个多月时间里，有关雾霾天气应对的细枝末节都受到讨论。类似“厚德载雾，自强不吸”这种娱乐化解读自不必说，严肃的批评将视角投向政府的应对：预警体系滞后，“领导批示”左右甚至决定应对工作，都受到批评，而有关法制的跟进，不同主体的责任分配，亦成为重要议题。这些讨论有所裨益，但若要从此次极端天气中吸取教训，以此为契机展开反思，甚至将其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各界发表意见时，有必要围绕发展模式多一些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反哺工业，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也为此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确立了模式。近30年经济的持续发展，既是人口红利的结果，也是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为支撑，它对土地对能源的依赖超过了任何时候，所经历的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国家走过的路。时过境迁，中国社会的此次嬗变给人以超越西方的幻象，暂不论超越的前景，它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显而易见，政府部门的“唯GDP主义”，社会的“唯物质主义”正在我们周围扎根，并因此引发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

不仅经济结构的“高碳”模式值得警惕，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极为明显。一方面是，贫富分化问题尚未解决，另一方面是，宏观经济发展受惠的社会阶层，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构筑了具有浓厚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图景。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和高能耗经济结构并存。奢侈浪费之风益甚，跟随消费时尚的“新穷人”阶层在崛起。私家车日渐普及，高排量汽车颇受消费者欢迎，并被部分人视为成功的象征；与之相对，低碳理念渐成生活时尚，而落实至微观层面尚面临困难，公共交通虽发展迅速，但其服务能力以及政府的支持力度尚待提升。

在此背景下，呼吁建设生态文明的紧迫性可见一斑。事实上，这在诸多重要性文件中都有所体现。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提出建设“两型社会”，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十七大，“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刚过去的十八大，生态文明更是在报告中独立成篇，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

如此看来，生态文明在顶层设计中已占据重要位置。阴霾天气肆虐全国的今天，我们更应思考如何推动生态文明，在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工业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理念落实等诸方面，政府和个人都应各司其职，借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话说便是，要用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