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山西大同一些市民以签名和举横幅等方式表达对即将调职的市长耿彦波的感激与挽留，引起舆论关注。面对市长调任后政策延续性的担心，大同市党政负责人表态，政府工作是连续的，新官要理旧账。（2月17日中国广播网）

这则消息描摹出的画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时百姓惜别好官的场面。市民似乎将政策与具体官员捆绑为一体，将政治理想寄望于官员的个人能力与操守。这往往会被看做“人治”的典型特征，而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现代民主法治。

然而，我认为，这主要不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在各种政治制度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可能随着新任官员上台而改变，这是很常见的政策变动形式。很大程度上，保持变动的可能性，是制度设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新官上任，依托新的政策去做事，求取民众信任，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将人们对政策变动的忧虑，根本归因于“人治”的缺陷，并不准确。

但是，民众的忧虑，又确实反映出了问题。大同市民的感激与挽留，得到了政策延续不变的承诺，其背后，是换届、市长职位变动的人事决定。也就是说，这一人事变动是被上级决定的，而非来自于民意的选择。目前，由上级直接任命仍然是官员任职的主要方式，亦即，民众在决定官员人选上并无足够的参与度，因而才会对“未卜”的前景难以放心。

这样来看，我们就会明白，其实大同市民签名、举横幅挽留，核心问题还是一个权力来源问题。权力来自上级，民众总是担心新官上任三把火，凭自我意志行事，权力民授，并且得到保障，政策变不变都不是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