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伟/画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2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且不说一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结论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但相信不少人如我一样,会认同蓝皮书揭示的问题,绝不是危言耸听或夸大其辞。

止滑信任危机,提振社会信任,看起来又是一个“人人有责”的社会问题,而透过现象观实质,我却以为它同样是个“政绩问题”。近些年来,在局部地区和一定范围,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的日益走低以及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不信任程度的渐趋加深,无不映衬着监管透明不够、执法打击失严,乃至一些政府官员不作为、乱作为或是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权力失信”。

不管什么时候,社会信任的核心,首先是公权力的高度可信。假如“有毒食品”防不胜防,“虚假慈善”欺诓民众,或是助人为乐常惹官司,特权享受触目皆是,试问“民信指数”何能“奇葩”一朵、独善其身?

提振社会信任须强化“信绩考核”。换言之,对于一个地方、一位官员的考核考量,不妨试行先问“信绩”、再看政绩。“信绩”较之政绩更为重要,一个“信绩”寥寥或是乏“信”可陈的政绩,完全有可能是注重“短期效益”的产物,甚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政绩越显耀,隐患越丛生。

提振社会信任要把“信绩”当政绩,其实也与365bet官网：总书记“要重用不玩虚招的干部”之用人观相切合——说到底,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肯定只是那些在公众心目中言行一致、“信绩”突出的干部。而人们当然也深信,这样的干部越受重用,其政绩的“信绩”含量也会越高,进而对社会信任带来的示范引导作用,必会明显有效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