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3年《法治蓝皮书》，其中一份报告称：公职人员亲属依靠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经商办企业，获得稀缺资源，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导致各种不公。然而，多数公职人员反对将亲属违规经营所得上缴国库。

公职人员亲属从事营利行为，法律上并未一刀切地禁止，但限制条件不少，例如2010年出台的《廉洁准则》规定：党员干部不得为亲属经商提供便利；干部之间不得交叉提供便利；在管辖范围、业务范围内，近亲不得从事与公共利益有冲突的经营，等等。但一直以来，由于监管措施乏力，法律权威不足，信息透明度不够，导致各种限制规定效力缺失。在一般人看来，公职人员亲属经营活动，已成为隐性腐败的温床。

亲属经营问题如此，裸官的问题，亲属任职回避的问题，也多有类似。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盯得住官员妻子儿女，却不一定能盯得住财产来源、转移路径。规定官员亲属任职回避，如《公务员法》规定不得有上下级关系，同属机关内不得担任特殊职务，等等，但现实中呢？公职人员交叉安排亲属，相互委托和照顾，这类事情时有发生。

法规、文件频出，中央三令五申，各种制度补丁一个接一个，乃是不得不如此。权力荫蔽近亲要限制，手段要强硬，人们当然乐见其成。但从常理发问，公职人员的行为，及其亲属的行为，能做出多么精确的区分呢？公职人员亲属的行为当然是限制、监督得还不够，但这不是问题关键。当权力自身失去有效制约，导致权力四处衍生，利用职权便利的形式越来越隐而不显。

权力衍生与泛化，监督的对象也就不得不泛化，需要防范的问题越来越多。盯着官员，盯着亲属，从直系到远亲，从职权到行业，从政府到市场，各个方面一起抓，各种手段都在用，有时却还是如望风捉影，力有不逮。

看来，不从权力制约本身下大力气，其他的一切或许就真成了“微改革”。监督公车，要设置一些特殊标识；监督采购，要讲招标程序完善；监督突击花钱，要讨论预算编制如何修改……这些用处当然有，需要赞同并呼吁推进，但就怕这些手段成了全部，成为依赖。修修补补，都是改革，问题却同时在繁殖，正如盯紧了官员亲属，权力能量仍不免继续旁逸斜出，散向更复杂的关系网络，能够借其便利的又岂是亲属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更要强调顶层设计的作用。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从源头上约束权力，我们就要被动跟着问题走。权力荫蔽所及，监督范围都要跟着拓展，“微改革”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不明显。根本上，这些附加、延伸、泛化的问题早该在源头给堵住。如果说公职人员亲属从事营利要给予更严格、强硬监督，那么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公职人员根本没有能力荫蔽其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