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昨天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邀请6位全国人大代表答记者问。安徽代表团的刘丽代表直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3月11日《京华时报》）

就其性质而言，“临时小夫妻”是婚外恋，直接动因是男女双方解决“性饥渴”的现实需要。当然，也不排除生活上的互助。我们应当关注城市农民工的性需求。性需要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一种不可被剥夺的平等权利，忽视乃至否定农民工的性需求，是缺乏人文关爱的缺失，是与现代文明精神相悖的缺憾。

不过，若说“临时小夫妻”问题一定会引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性犯罪增多等社会问题，未免绝对化，低估了农民工的精神自制力。如今的农民工受过一定的教育，接触过城里的现代城市文明，具有理性，并非都是“性感动物”。其实，何止“性饥渴”，农民工还有多少“饥渴”问题没有解决！在他们眼里，孩子上学等“饥渴”问题远比“性饥渴”更重要，但他们也忍受了，没有采取极端之举。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采取“临时小夫妻”的生活方式，即使“临时小夫妻”也不一定走到双方家庭破裂的终点，双方可能都较明智与现实，将这段生活视为生命之旅中的一个驿站罢了。因而，我们不宜把“临时小夫妻”问题过分放大，草木皆兵。但是，政府部门应当关心农民工的性健康，宣传普及性知识，采取定期性检查等措施，避免性病、艾滋病等侵扰农民工。

应当重视解决农民工的“性饥渴”问题，但刘丽的建议不具有可行性。按照刘丽的说法，城市农民工中大量出现“临时小夫妻”情况是因为长久分居，解决了住房问题就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因而，她提出两个建议，一是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也能住进保障房；二是由政府租赁城里人的多余住房，然后，再收取一定税收，再以税后房租返租给农民工。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对所有人是一视同仁的，农民工是人，城里收入低下的居民也是人。现在，城里有众多收入低下的居民蜗居，他们也想申请到城市保障性住房，但只能有少数人得到满足。在此境遇下，如果对农民工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那么，对收入低下的城市居民，要不要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不降，就不公平；降，显然更增加了保障房供给的难度与压力，在短期内根本满足不了各方的保障性住房需求。至于刘丽的第二条建议也有类似的问题，问题出在刘丽仅站在农民工的角度考虑，而没有从政府、城市居民等角度全方位地看问题。

在目前条件下，解决农民工的“性饥渴”问题，可借鉴城里两地分居夫妻的“探亲假”形式。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设立农民工的“探亲假”，探亲时，用人单位要提供临时住处，报销往返交通费。如果这样，想解决“性饥渴”的农民工，多数会像城里两地分居的职工一样，选择与自己的老公或老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