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征婚遭遇假富豪”的案件引发了媒体关注。一位女硕士小文(化名)通过相亲网站和一位“董事长”相识，女硕士沉醉其中。当女硕士被骗财骗色后才发现，“董事长”蒋海峰原来只是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普通人。最终，蒋海峰因“恋人”的举报，因诈骗罪获刑4年6个月。在女硕士小文看来，“假富豪”获刑并未减轻她所受到的伤害。“对于这种专业骗子，叫我如何防范？”小文说。(3月21日《新京报》)

从道义上说，女硕士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毕竟他被犯罪分子欺骗了。可是，同情的同时，总有那么一些纠结：一个堂堂的女硕士，原本智商不低、学识不少，为何会被一个学历并不高的农民骗得团团转？不仅被骗财骗色，而且还屈辱地为其生下孩子，身心备受摧残？个中原因并不复杂，大概因为女硕士小文“物”迷心窍。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她们在择偶方面的主张也更为自由和多元。按说，这是时代的进步，社会文明的提升。然而，反观现实，有些女性在择偶问题上的心理和价值追求陷入了悖论——— 一方面，在思想和心理上，女性追求自尊、平等与自由，不愿再做男性的附庸；另一方面，有些女性已经将婚姻完全“物质化”。

这并非是笔者杜撰，而是有例可证的。在过去，不羡官、不羡富，“才子配佳人”是社会最为羡煞的好姻缘，“美丽小姐下嫁穷书生”曾是流传不衰的佳话。而现在呢？“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个有钱人，日子准能行”、“嫁个好老公，胜过十年功”等已经成了目前高校部分女大学生的流行语。她们将婚姻视为就业的一条捷径，戏称为“曲线就业”，有些女性甚至自愿“傍大款”。据报道，时下有“六成女生愿嫁‘富二代’”；有七成受访女性认为男性要有房有车才能结婚……

受骗的女硕士是现代女性，当然也难免陷入被“物质化”的窠臼。骗子蒋海峰虽然自称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系”，曾“在国资委工作过”，是“某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虽然他也很狡猾，比如不给小文看身份证；设局让别人喊他“蒋总”，甚至刻意将自己的名字与某上市公司一股东“同名”，但其中的“骗术”破绽百出。比如，女硕士和蒋海峰见了面，感觉他貌不惊人，谈吐普通，与网上的信息有些“不搭”，但她早已被骗子头上编造的那些“耀眼的光环”所蒙骗，刻意自欺欺人，并天真地认为：中国很多企业家都有农民气质！所以，女硕士不但没因为见面时“感觉不对”而产生更多怀疑，反而并不反感蒋海峰。这能怪谁呢？骗子应该给予道德谴责和法律的惩治，但女硕士自己呢？何尝没有过错？“征婚遭遇假富豪”，这样的案件并不少见，媒体时不时会把受害者的遭遇陈述一番，并提醒受害人加强辨别能力。在加强辨别能力的同时，媒体更应该帮助当事人反思婚恋观。事实上，婚恋观的偏移，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为什么屡屡会有骗子冒充富翁行骗得逞，这与当下社会婚恋观的偏移不无关系。在这起“征婚遭遇假富豪”的案件中，被蒋海峰骗倒的，并非小文一人。如果女人不相信爱情，只相信物质，那么，像小文这样的受害者不是第一个，也绝非最后一个。

当然，一定程度上说，小文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社会在就业、升迁方面，应避免歧视女性，从根本上实现男女平等，为女性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平台和条件，防止因就业难、升职难，而助长女人依附男人的心理，最终导致婚恋观的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