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炎陵县十都镇小江村发生一起恶性案件，16岁的初三学生万冬被人杀死在自家卧室。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凶手竟是他的同班同学小刚(化名)。而他行凶仅是因为万冬的手机收到的一条“中奖12万元”的诈骗短信。有村民介绍，案发后，几个一起读书的好朋友到万冬家哀悼，小刚也在其中。其虽然始终没有讲话，但表情自然。（5月7日《三湘都市报》）。

讨论青少年成长问题，当事者都虚掷了自己也曾少年青涩的基本事实，比如对所谓“早恋问题”谈之色变的家长或老师，自己未必不在不识愁滋味的年纪给邻家女孩写过纸条。但像这类为了一条纯属欺骗的短信而痛下狠手的行为，毕竟到了让每个人都无法平静的地步。

实际上，假如简单叠加重组此类事件，会形成过于悲观灰暗的论调，比如“谢谢同学不杀之恩”之类。不容回避，现在的教育体制和人才评价观念之下，就是刻意地在本来远日无怨的同窗同龄者之间故意制造障碍，尽管主观上无故意，但后果倒推，堪比于“二桃杀三士”的现代版。

已经严重异化的教育实践，一方面在刻意制造着学校等级制，一方面又在灌输和强化着分数作为公平器的观念，以至于人们会篡用丘吉尔的那句名言，声称当下教育考试制度是最不坏的选择。其实，好坏与否就如同幸福与否一样，必须考主体感受来确立，而不可以拿一些硬杠杠去套。

教育与德性共成长的一般意义，为人们所熟知，教学相长所指向的并非升学率与奖金额，而是言传身教道德与学业的赓续。问题是在民间发言权缺席，尤其是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及其家长严重弱势的情形下，浮躁的教师评价体制不可能催生出一大批有洞见力和社会责任心的教师。去关注那些外出打工或外来务工者的子弟，去见微知著，随时关注如何一个学生情绪的微变，去排除每一个绚烂的窗户纸下的危机。

若无教育者的整体反思和教育模式的根本变革，同窗、好友之间的悲怆剧，将一次次震撼人们的心灵，直到有一天因为习惯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