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3日上午的国务院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现在对建设项目实施了环境评价制度，但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这令人担忧，对于环保工作必须加强监管。

很显然，李克强所指出的，正是当下一个被关注与诟病的环保话题：尽管环保已成了现代生活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诸如环境评价的技术性安排也被广泛运用，但在具体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可持续的污染治理路径仍然难以形成。重事前环保资质检测，重准入性门槛的设置，但相对忽略随后的环保设施配置，与日后常态的项目污染治理，仍是看得见的监管乏力。如此情况下，在不少地方，污染性产业照旧运行，许多重污染事件也仅仅被象征性处罚。

一个不可持续的污染治理路径，自然无法达致预期的治理效果，甚至会形成某种监管虚无的负效应，它必须被纠偏。只有当环保的威慑力无处不在，发现项目污染就会随时叫停，并加以处罚，地方的项目建设才会是真正“环保”的。那么，“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是如何形成的？归结起来，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种。一是某些环保部门的失职，再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缘由，乃环保权力本身的依附型，当环保权力本身就受到种种制约，它当然就无法真正地全流程“强硬”起来。

所谓环保部门的“依附型”，专家与观察者们其实早已经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在行政序列中，地方环保局往往只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局长由本级政府任命并对本级政府负责，经费开支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因为此种财权、人权与事权上的直接管辖，理论上环保局应“独享”的执法权也被无形弱化。一方面，它不得不服从于地方主要官员某些急功近利、不惮于制造污染的发展思路；另一方面，即便是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它也面临诸多的现实执法障碍。由此，轻事中、事后监管也就形成。

污染的项目层出自然无法建成美丽中国。正因为如此，对环保的监管、治理与问责力度不能有丝毫打折。“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之前，失职的环保部门必须被惩处，与此同时，最关键的举措仍然在于扩大环保机构独立的执法权。当下的环保法有必要做出进一步的修订，明确环保机构经费与执法权限的可保证性，此外，制度设计也必须进行深度转身，譬如，可将当下环保部门的属地管辖改变为部门直管，减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与权力制约。有改变与不依附的环保执法权，可持续的环保治理链条自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