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也即将被提起公诉。调查显示，近年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已查处多起高校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且大多数跟基建有关。随着一些地方高校工程建设规模的扩大，高校逐渐成为工程腐败的“重灾区”。（6月20日《经济参考报》）

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早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学者是大师，而不是大楼。而对于今天的某些大学来说，大师、大楼都有了，还出现了大盗——基建中监守自盗的高校领导。这些大盗不仅是拥有一定行政职级的官员，更不乏知名的科学者和顶尖的学者。他们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是个人的咎由自取，也给学术界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从“大师”沦为“大盗”更令人扼腕叹惜。

从1999年大学扩招开始，高校硬件设施也在大幅度跟进。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这些年高校基建项目的面积和投入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短期内出现如此巨量基建项目，在高校长期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监管体制下，无疑为一些蛀虫提供了腐败的温床。

我们常说，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去找原因，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制度上去找原因。其实不光是在基建这个领域，像仪器、设备、教材的采购、招生和后勤服务等等，可以说都是高校腐败的高发领域，追根溯源问题的根子还在广受诟病的行政化上。事实上，现在有一定规模的高校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高校领导集教育家、企业家和行政官员三种角色于一身，学校的权力过于集中，加上外部专业化的工程管理和监督审计力量很难插手到高校内部，使得高校领导难被各方监管，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几乎是“想犯则成”。

遏制高校基建腐败，同样需要高校去行政化。也就是说，要彻底改变用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管理高校的传统做法，解决高校领导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师生无法监督、无从监督的问题。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柯尔曼女士曾说，在大学里，除了给师生创造好的教育环境、学术环境、为师生服务外，她没有任何其他权力。包括没有权决定学校盖什么房子、由谁来建，也没有权力命令教授干什么、学生干什么。当高校领导只拥有这样的权力时，如果还出监守大盜，那才是件真正令人震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