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车同时跨省两地苯泄漏，甘肃张掖只收了几千元的处置费，而陕西彬县却开出近200万元账单（6月24日《中国青年报》）；张家口煤尘烟尘污染明显，树上的苹果都成了黑苹果，却没有环保部门管（6月24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武汉环保部门罚单从未超过20万元，近日对违规排污的某一大型机械工业企业突然开出了121.5万元罚单（5月3日荆楚网）……

乍一看，这些处罚，倏低倏高，畸轻畸重，同罪不同罚相差之大，令人瞠目。民法有“物权法定”之标线，刑法有“罪刑法定、罚当其罪”之界桩，而行政处罚法，因法律性质的原因而不得不经常性地与自由裁量权牵手。在我国，八成以上的法律与九成以上的行政法规，都是最后通过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手段来实施的。

所谓的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环保部门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时，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酌情决定对违法行为人是否处罚、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的权限。自由裁量权的关键词就是“酌情决定”。我们在开头之处举的这些案例，都应是有关部门依自由裁量权，酌情作出了违规或不违规、重罚或是轻罚等“酌情决定”。

支持自由裁量权的法理在于这样一些推定：法律规定不可能做到精确，法律也不可能通过机器来断案，总是人在执法，授予人一定的自由处置权，能使案件最大限度地与具体的环境、情节、风俗习惯等相符，以达到法律的正义。这就意味着，自由处置权的幅度不可能太大，其幅度只限于一个明确的规定与另一个相邻之规定之间的“灰色带”。

然而，反观我们现行的环保法律，自由裁量的幅度之差可以拉大到五倍级，这意味着基数越大，这种倍级形成的绝对差距也将无限放大。另外，对是罪非罪、违规还是不违规等两重天的性质界定，也可以通过自由裁量来决定，这完全违背自由裁量权中的不得超越相邻幅度之原则。

自由裁量权过滥，既容易滋生权力寻租、选择性执法与滥用权力等腐败行为，也不利于环保事业。法律的意义在于引导性，而引导性之基础在于法律的明确性，法律如弹簧，时伸时缩，根本不可能给企业与个人具体的法律规则威严之感，反而把执法视为行政部门或某个权势人物的私货，可以通过法外之力来解决。

本文无意对开头所举之例的处罚的适当性作出判断，只是提出对处罚时重时轻、把法律当猴耍的弊端。解决这些弊端之第一步，就是我们的环保法要作“再革新”，从粗放式规定的法律，走向精细化，就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规范，使其回归自由裁量之本位，让其只守住其能守的幅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