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文青村发生一起悲剧。3个同胞兄妹在村口池塘旁边玩耍时溺水身亡。由于当时没有人路过，直到一位5岁的小男孩浮出水面才被发现。据了解，三兄妹的父母在广东珠海的酒店打工，平时小孩由爷爷奶奶看管。（6月28日《西安晚报》）

显而易见，这又是一起令人窒息的留守者悲剧，很容易催人想起类似的事件。譬如乡村里暑假频发的孩童溺亡事件；譬如前年湖南娄底一“留守奶奶”在家死去数日才被发现，遗体旁1岁8个月大的孙女，几近饿亡，全身满是蛆虫。重复发生的类似悲剧，事实上已是最沉痛的追问：留守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暗藏着怎样的必然付出与承担？对此，我们可能还远未达到应有的关注高度。

关于农村留守者的生存状态，于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留存的仍是“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的萧瑟场景。其实，农村留守者除了在生活上更多付出，他们也是孤独者和被遗忘者。由于与父母或子女的距离，他们缺乏关怀与照料，要独自地承担疾病与各种危险的代价。他们就像一座孤岛，稍不留意，生活就将沉入海底。

新闻中的三个孩子为何没能及时得救？只因在他们的身后，是日渐空心化的村庄。老弱者不得不看护一个村庄，而事实上，他们照料自己都尚心有余而力不足，村庄由此空心，失去了熟人社会里可以相互救济的基本能力。三个孩童为何这样离去？只因父母远走他乡，相关的制度性关怀又不到位，于是他们看似可“无拘无束”地生长，实则像蒲公英一样，命运随时会被吹向无法预知的远方。

来自全国妇联、全国老龄办的数据早就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数以亿计。在那些未见诸报端的庸常现实中，还有着多少悄然地死去与眼睁睁的无法救援？工业化在加速，席卷走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但与此同时，是相关制度与关注跟进的滞后：异地就学的门槛与高收费，让孩子无法在父母打工地就近入学；日益落寞的乡村，也无法让外出者归去来兮——如此两难之下，农村监管和救济制度又相对匮乏，无法使留守者免于被耽搁与被忽视的命运。这是社会转型期最揪心的阵痛。

究竟需要多少留守者的悲剧，公共管理才会真正打量到这个群体，让他们被“看到”？村庄本可年轻化，城市化的进程已过半，是该以愧疚之心来直面这些问题了。

依依墟里烟，儿孙不复归，发展的高歌猛进中，我们无法感知新闻中那对祖父母的内心悲凉。如果对留守者常态的权利救济是不确定的，如果只有极端的个案才能让人想起这个群体的苦难，那么下一个悲剧或许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