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针对一件热点案件，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在微博上称，“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激起了激烈的讨论（7月17日《北京晚报》）。昨晚，易延友已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向各方致歉。

强奸陪酒女危害性小，无论从逻辑上，还是法律上都站不住脚。目前，当事者承认言论欠妥，并通过微博发出致歉声明。然而，由此引出的另一层面的思考并不能就此打住。

这就是我们在观念上，还一定程度存在职业、身份、政治立场等方面的歧视，我们判断一个人，一定程度上还失之于简单化、片面化。由于这种歧视和偏见，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些人的人格尊严、基本权利，制造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例如提到“陪酒女”，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某些特定职业，并延伸出对其作风、品格等方面的判断。在此基础上，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推断随之产生。如果将推断结论投射到法律认定上，显然有悖司法正义。可包括“危害性小”一说在内，又无不是把风化问题、道德问题与个人权利问题混作一团的结果。

进一步来说，对于某个群体、某一事件、某种情形，我们很容易一股脑地套用既有认知，往往就事论事、理性分析还来不及登场，诸如法律问题道德化、道德问题法律化、权利问题政治化……这类张冠李戴式的结论既已作出。

这样的歧视并不少。面对一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戴上有色眼镜，保持距离时刻戒备，一旦出什么问题，首先想到身边的他们。某位官员涉嫌贪渎犯罪，刚进入司法程序未经审判，一场民间“公民判决”早就拉开帷幕，不论情节、罔闻事由，罪该万死、罪无可赦之说辞不绝于耳。据以唐慧是个“有缺陷的母亲”，判断其抗争的合理合法性。这些是用社会观念替代法律判定。

不光是法律问题，事实上，观念的混乱还直接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权利获得。比如现在的左右之争，似乎人除了政治性，就没有其他属性，只因为立场上有分歧，就连好好说话的雅量也没有了，动辄口诛笔伐谩骂互损，更有甚者拳脚相向大打出手。又比如仇富仇官、媚富媚权等情绪，把人与特定身份、职务以及相应情形固定在一起，自觉不自觉地彼此区隔甚至形成对立。甚而在家庭教育上，也有优越感的问题，不愿意孩子跟家庭地位不同、家庭收入状况不同的伙伴交往。

这样的观念，其逻辑后果就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公、社会敌视、社会排斥，极端情况下，还会走向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践踏，彼此消灭。这些无论中外历史中，都有深刻教训。就在不久的过去，我们按出身、阶级简单区分社会群体，并将其扩大化，造成了很大悲剧。后来“出身论”的松绑，认定曾经犯下的错误，被视为普遍意义的社会进步。然而今天，这些歧视现象似乎仍提醒我们，扭转观念还需时日。

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自然人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人的尊严、权利，我们都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有肤色、职业、立场、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区别，人与人之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更有人性的共同，在这里有区别，在那里就有交集。本质上，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化解歧视，求同存异，才能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相互妥协，才能有共同体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