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住建委、市公安局、市规划委会同市卫生局等部门近日发出通知，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

据说，随着外来人口增加，群租住房现象已成“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治安、消防、安全隐患增多，通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政策的初衷很好，但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合理性在哪，不能不深思。

群租现象普遍存在，有社会客观原因。以北京而论，外来人口那么多，住房成本又高得很，很多人自然选择、接受了群租，这便形成了市场。出台群租政策，是解决群租背后的社会问题，保障居住环境。同时，这些租不起房的群租户们的需求，他们的权益，有没有因此得到兼顾呢？

政府政策，服务于所有人，而非特定人群的利益；要解决特定的问题，但须警惕可能滋生的新问题；要达到某个理想的效果，同样要警惕可能带来另一个负面效果。政策考虑的维度，评价政策的维度，本应是多方面的，可有时候，我们所见的政策，只考虑其一而不及其余。

群租政策暴露了一个常见的决策现象：在一些情况中，政府部门决策，只注意自己管辖的领域，所制定的政策，往往成为单向度的、片面的，甚至不乏决策局限于部门化、条块化的问题。这个群租政策，是北京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的，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居住秩序、治安等等，都在它们的管辖范围，而外来人口的生活成本、住房压力等保障性的问题，似乎不在其列。是没考虑到吗？是真的不关心吗？不能这样说，毕竟，保障性的问题太抽象了，也不归这几个部门负责吧。

有时候，不同领域的政策，很难不会发现相互掐架的地方。人们常说政策要有稳定性、统一性，其实也有必要强调，各领域、各部门的不同政策，相互之间，也要确保系统性、互补性。也就是说，政策针对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但也要有通盘考虑，着眼点可能单一，效果、目的却应是立足普惠性的。

政府要开门决策，要引入社会讨论，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要实现政策普惠性的需要。社会问题不是可以分割开来、一个个单独罗列的，社会利益也不是彼此毫无关系的，惟其如此，好的政策一定是各种因素考虑下，整体协商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