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将至时，是选择插管、上呼吸机等竭尽全力地去挽救生命，还是放弃一切生命维持措施，有尊严、无痛苦地死亡？29日记者获悉，北京市已经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北京市卫生局主管下开展业务。市卫生局表示，生前预嘱概念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目前尚处民间推广阶段。（7月30日《京华时报》）

无论“尊严死”还是“安乐死”，都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和家属负担的一种死法。人固有一死，选择“尊严死”和“安乐死”，何尝不是一种死法？正因如此，我国应加快“尊严死”立法步伐。

北京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标志着“尊严死”进入了民间推广阶段。但是，官方表态不介入推广，意味着“尊严死”进入立法程序还任重而道远。

“尊严死”入法，世界上早有“他山之石”：美国35个州立法支持自然死亡，而且早在1976年8月，加州就首先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在英国，1967年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机构，目的是为临终病人提供服务。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临终关怀机构。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尊严死”扎根于“肥沃的土壤”。一者，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心内科教授霍勇表示，目前医院内1/3的危重症病人，对其的抢救是无谓的。二者，2006年，一批由政府工作人员、医学界和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志愿者致力于“尊严死”工作，建立了专门探讨死亡问题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并推出了中国首个民间生前预嘱文本。三者，自2011年6月起，公民可以登录“选择与尊严”网站，自愿填写生前预嘱后，截至目前已有913118人次登录浏览网站，并有9580人完成了生前预嘱。

很多人离世前都是很痛苦的，生前预嘱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只要“尊严死”是完全自愿的，为啥不可以推广、不能立法呢？人要活得有尊严、有价值，也要死得有尊严、有价值，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完美的人生，这才是以人为本、具有人文情怀的做法。

当然，“尊严死”的实现是个“复杂的事”。比如，患者20岁写下生前预嘱，其80岁临终前，医学水平也许完全可以救治；比如，其生前预嘱交给了其前妻或前夫，其临终时谁来出示、家人不出示怎么办……这些确实是问题，但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推行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

中国是文明古国，人的生与死都得讲文明。让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有尊严地死去，无疑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和文明。有鉴于此，“尊严死”立法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