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法律判决之后，应该有更多的人思考如何给予更多的“少年韩磊”以有效的帮助，使其能够逐步走出混沌、回归社会，而不至变成给社会带来更大危害的“罪犯韩磊”。这既是对社会的帮助，也是对更多处于边缘状态的“韩磊们”的救助。处死一个罪犯容易，拯救一个可能滑向犯罪的边缘人却难。而拯救永远比惩罚更重要。

昨天，北京大兴“摔死女童案”一审宣判，主犯韩磊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鉴于该案情节之恶劣、后果之严重，这一判决结果并不意外。

虽然针对死刑的存废及适用范围，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一向多有争论，但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这一案件的判决符合现行刑法的规定，法官当庭宣读的判决书中，对该案的定性及量刑依据，也给出了比较完整的论证。况且，被害女童的亲属当庭宣布放弃此前曾经提出的民事赔偿请求，也间接表达了但求韩磊一死的决心，断绝了被告积极赔偿以取得原告谅解的可能。

但是，即便被告罪不可赦，即便死刑判决有法可据，以法律之名剥夺一个人生命，也是一个沉重的抉择，理当慎之又慎。而就社会效果而言，每一件死刑判决，都必须在本质上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而非简单满足被害人或旁观公众的复仇心理。具体到本案，主犯韩磊被判死刑乃至最终伏法，固然满足了被害女童亲属但求其速死的情感诉求，但无论对于被害者亲属，还是社会公众，韩磊的被处死都不是一件值得快慰的幸事。韩磊摔死无辜女童，进而将自己引向死路，既是女童及亲属的悲剧，也是社会的伤痛，而对韩磊本人而言，何尝不是人生悲剧。

今年38岁的韩磊，14岁因偷窃自行车被送工读学校，22岁因偷窃汽车被判无期徒刑，经数次减刑，服刑15年后出狱。就其经历观察，韩磊少时属于典型的“问题少年”。在其青少年成长阶段，韩磊一面坚持学习、写作，一面却不断惹是生非，直至因盗窃汽车而被重判。而即使在狱中服刑，韩磊还通过自学考取5个不同学科的文凭。这样的成长轨迹，证明韩磊始终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和纠结，同时与社会不能平顺相处的边缘人。

任何社会都无法根绝在人生与法律边缘上游走的边缘人，严刑峻法可以将这些人暂时性地囚禁于监室，却很难从根本上促成这些人的转变，正如15年的服刑经历，并没有根本改变韩磊一样。而主动向边缘群体表达善意，为其提供关怀、帮助，反而可能帮助他们走出边缘状态，真正回归主流社会，成为自立且守法的公民。而恰恰在这些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与法律惩罚相互补充的救助机制，帮助这些边缘人顺利地回归社会。

尽管媒体的报道已经很多，但我们仍然不能详尽地获知15年牢狱生活究竟在韩磊的心里留下了什么，从其出狱后的短暂经历中，也找不到促使其仇恨社会、仇视他人的迹象。但因单纯的口角冲突，却引发其狠狠摔死女童的暴怒举动，却充分证明其心理处于十分扭曲和暴戾的非健康状态。

面对犯罪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法律一般不会过多考虑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就可能被突破，法律就可能失去刚性的标准。因此，只要主观犯意可以确认，罪犯后果事实发生，法律就是铁面无私的判官。

但是，社会的思考却不能止步于法律的审判。法律判决之后，应该有更多的人思考如何给予更多的“少年韩磊”以有效的帮助，使其能够逐步走出混沌、回归社会，不仅不继续危害社会，甚至发挥其才能，成为优秀的人才，而不至变成给社会带来更大危害的“罪犯韩磊”。这既是对社会的帮助，也是对更多处于边缘状态的“韩磊们”的救助。处死一个罪犯容易，拯救一个可能滑向犯罪的边缘人却难。而拯救永远比惩罚更重要。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