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原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与世长辞，享年99岁。这位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身后备极哀荣。时光飞逝，年青一代的法院人，对这位隐退已久的老人大多记忆模糊，但对于亲历了三十多年当代法院发展史的资深法官而言，郑天翔无疑是一个仰之弥高的名字，一时间，坊间缅怀声四起，万端感慨溢于言表。

改革开放初期，刚刚恢复建制的法院，一半以上的干部没有受过最起码的专业训练，大多数地方基本办案条件付诸阙如，上下百废待兴。作为历史“破题者”的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力推“两庭建设”（审判法庭和人民法庭），竭尽所能改善基础司法条件。为致力于法官专业化，他向中央恳请创办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并亲任首任校长，“业大”一办就是16年，编印的教材被奉为实务经典，17万多毕业生中，70%以上成为审判业务骨干，30%以上成长为各级法院院长，奠定了法官队伍的班底。为规范办案，他重视司法解释、案例指导的引领作用，创办人民法院出版社，倡导出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指导办案。为建立现代法官制度，他直接领导和推动了法官法草案的起草工作，离任前最后一次代表最高法院作工作报告，正式宣布“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官制度，我们正在起草法官法”。

历经文革劫火、饱受无法无天之痛的国人，对法律秩序的珍视比任何时候都真诚和坚定。郑天翔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对“司法之痛”直言不讳：藐视法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对法院依法办事横加干涉的事不是个别的，有的是不懂法律，有的是偏听偏信，有的是滥耍威风，还有的是以权谋私。在经济活动领域内，一些干部不是将法律作为保护人民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的武器，而是实用主义地对待法律，把法律当成保护本地区局部利益的工具。法院的判决，如果对本地有利，就高兴，就说法院的好话；如果法院判决本地应偿还外地的债务，就不高兴，就指责法院“胳膊肘往外拐”；甚至阻挠法院对一些案件的受理、判决和执行……

上世纪80年代“严打”时期，他反复强调，“越是严打，越要强调办案质量。‘严’和‘准’不矛盾，打得不准就不可能使社会治安好转起来”。“我们是依国家法律办事，是国家审判机关，不管哪个部门的负责同志说什么，均依法办事，不受影响”。

这些话至今掷地有声，而坊间也一直默默流传着一个最高法院当被告的真实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郑天翔为了解决法官的住房困难，跑财政，找城建，终于获准在西交民巷建一幢六层宿舍楼。当这幢楼房建到三层多的时候，相邻的老百姓为采光权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西城区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上赫然书列“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定代表人：郑天翔。”最终，西城区法院判决最高法院败诉，最高法院“服判息诉”，将第三层拆掉，留下一幢两层的宿舍楼使用至今。

一位法官朋友说，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提过什么，而在于他做过什么。

“要使已经制定的宪法、法律和法规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执行，还需要长时期坚韧不拔地努力。最高人民法院在自己的岗位上，根据宪法赋予的职权，将继续努力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26年过去，郑天翔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宣誓言犹在耳。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