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孕妇张女士4个月内跑了20趟，就是办不下准生证。当地媒体介入报道后，有关部门当天就迅速反应：又是给张女士“送证到家”，又是“处理责任人，开展整改”。

有关部门不怕百姓怨恨，就怕媒体曝光。这显然是基于一种趋利避害的利益算计：漠视乃至刁难百姓相对安全无虞，被媒体曝光却可能受到上级追究。因此，一些人就如“变色龙”般善变。

说到底，这还是缺乏为民之心的表现。一些人心里没有重民亲民为民的意识，忘却了权力的来源和自身的职责，常常漠视民众的权益、罔顾百姓的呼声，习惯了整天高高在上的样子。在他们眼里，“为人民服务”只是墙上的装饰品，对民众吆五喝六、颐指气使才是其“真性情”。要转变这种官僚主义的顽劣作风，关键是要促其树立正确的宗旨意识、解决基本的立场问题，对法律、规则和程序保持必要的敬畏，而非独独惧惮媒体。

媒体没有治理社会的职能。一切社会管理活动都应该遵循起码的法律和规则，严格按照程序办事、依据制度问责。比如办理准生证之类的业务，就应该遵循标准的操作流程，限时办结。但在一些地方，民众的合理诉求常常不能直接通过正常程序得到解决，因此，有人就不得不依赖媒体倒逼来获得“曲线解决问题”的机会。一旦这种倒逼奏效，人们就会愈发笃定“有困难找媒体比找法律更有效”的错觉。这不仅折损了政府公信力，也把媒体推向了不得不越俎代庖的无奈境地，社会危险极大。

一定意义上说，在此类事件中，媒体的胜利背后即是法治的隐痛，一方面媒体的胜利对应的正是法治的缺位、人治的横行；另一方面，媒体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媒体由于资源的有限，无法直接参与所有具体社会事务管理，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普遍问题。唯有在社会生活中树立法律权威，巩固规则意识，才能让社会管理走上法治轨道。

让法治成为共识，“谁折腾百姓，就让《焦点访谈》折腾谁”的江湖快意，就能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严格按照规则办事，“事情发生—媒体曝光—领导批示—高度重视—得以解决”的非常规思维模式，就能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严格执行问责制度，明明该一次性交代清楚的办证要求，就不会一点点地“挤牙膏”。一言以蔽之，法治饱满则媒体骨感，张女士们的艰难遭遇，才能成为法治社会走向成熟的昨日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