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晚报》报道的《女大学生返校途中意外身亡》的消息，19日又有了新的进展，警方初步判断此案是一起刑事案件，要求附近四所学校的数千名男性师生提供血液样本。对此，不少男生表示不满。

近年来，禁止刑讯逼供，“重证据、轻口供”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这在规范警方侦查行为的同时，也确实在客观上给警方侦破案件带来了“不便”。而要弥补这种“不便”，警方只能期待侦查手段、技术的提升。因此，各类高新科技纷纷被引入刑事侦查领域，大量采取DNA样本也作为侦查辅助手段被各地警方广泛采用。

事实上，这种做法应被看作是公安机关的排查手段。在实践中，有着诸多成功案例：如去年12月，陕西商洛市公安局利用DNA检验技术排查1360多人，直接破获山阳县一起抢劫杀人案。也有一些是大费周章：如2005年，内蒙古锡盟乌拉盖管理区一起入室抢劫杀人奸尸案中，当地户籍人口共2万人，警方对所有年轻男性抽血比对DNA，当时并未奏效。五年后，警方再次把案发后到现场的所有新犯罪人员重点摸排，最终查获犯罪嫌疑人。也有一些无功而返：如2006年，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城的一起杀人案中，警方对全县城单身居住的中青年男性全部抽血化验DNA，并没有找到罪犯。而四年后，破案线索来自另起案件，警方摸排到消息，犯罪者在酒后跟人说，“别瞧不起我，我这条命值20万”，最终落网。

可见，警方采验DNA面临的第一层尴尬在于投入了诸多人力物力，覆盖了这么大范围，却还是可能破不了案。这直接引发对该类侦查行为合理性、有效性的质疑。而最近，又面临更为严峻的问题——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人们意识到这也许是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行为，并对其合法性发出了非难。如今年10月上演的山东滨州学院五千多名本科男生被强制采血验DNA事件，还有本次武汉四高校事件，无论是被采血者还是普通民众都显示了强烈的民意反弹。

在本事件中，有律师表示：“对于这起重大刑事案件，警方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为了确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况，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

笔者以为不然，该法条接着一句“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虽然DNA信息算得上生物样本，可是难道这数千名男性师生都是犯罪嫌疑人吗？公权力运行，无论出于多么正义的目的，都须遵守法律边界和程序。不得不说，现行法律并没有赋予警方相关权力。

这让警方很尴尬，一方面确实有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既面临无功而返，又面临违法办案的责难。要解决如此尴尬，终极途径当是建立全民DNA数据库，这不仅有利警方办案，还有利于应对各种疾病。但目前而言，各国通行的做法只针对罪犯进行相关信息采集。只有冰岛等小国建立了全民数据库，英国也有望在5年内建成。我国尚未相关理念支撑、成本条件。

因此，现阶段让警方在一定范围内采验DNA合法化并对之加以限制须纳入立法议程，严格规定条件、程序，保障破案思路科学化、成本有效化，对收集信息如何保存、运用、防泄作出更明确规定。既要让侦查权合法行使，也要让其在笼子里行使，才能在制度上破除警方“违法”办案的尴尬。

舒锐（北京　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