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最关键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转型，都需要各级政府真正行动起来并付出看得见的代价。

日前，辽宁省环保厅依据《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法》，首次给8个城市开出了“雾霾罚单”，罚缴总计5420万元。其中，沈阳3460万元、鞍山780万元、辽阳500万元、葫芦岛300万元。据介绍，罚缴将全部用于蓝天工程治理环境空气质量。（12月10日新华网）

辽宁的雾霾罚单，应该是自今年9月国务院颁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第一个实质性的地方治霾举措。这些罚单，以罚款倒逼地方政府提升治霾积极性的意图很明显。事实上，按照国外的治霾经验，罚款也是一项常见的治理手段。但是，罚款该怎么罚，罚款之后怎么办，远比开出罚单需要更多的勇气与智慧。

正如雾霾罚单所面临的普遍质疑，这项由省级政府向市级政府开出的雾霾罚单，很可能最终是由财政埋单。理想状态下，它当然可以达到倒逼地方政府加大治霾决心的作用。但现实是，被罚的代价并不一定转化为治霾的动力。

一方面，财政埋单的罚金最终来源于纳税人，能否激发地方政府的痛感，仍存疑；另一方面，更值得警惕的是，若无其他配套约束，罚单很可能制造新的利益链条。比如，地方政府将罚款压力转移到企业，而相较于改造生产条件甚至是关停，企业很可能选择以罚金作为“赎买”，获得豁免权。此种情况下，雾霾罚单对于治霾的意义无疑是式微的。

以伦敦的治霾经验为例，其最值得效仿的是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清洁空气法》。该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而在洛杉矶，1970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则具体制定了车辆的认证、检测、减排配件应用等多项制度，对燃料的生产也做出明确规定。与单纯的罚单相比，类似规定显然是更为具体的硬性约束，它以法律的方式为治污提出了更系统化，但又更细化的标准与指标，压缩了罚单之下各地的变通空间。

以此可见，治理雾霾确实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但却远不是罚单模式这么简单。比如对于不符标准的企业的整顿和关停，重新规划城市的功能分区，乃至重新出台汽车排放和燃油标准，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都关系到地方实实在在的GDP。若无从上到下更具执行效力和明晰的标准予以保障，罚单很可能变成一种“赎买”，甚至推迟治霾的实际行动。这当是推行雾霾罚单必须警惕的异化可能。

还须重视的是，虽然雾霾罚金也声明将用于治霾，但这一罚金应该建立在不影响原有治霾经费投入的基础上，否则将不具备增量意义；而罚金发生在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但并不意味着治霾只关系到各级政府的责任和行政系统内部的承诺，横向扩大民众和环保公益组织在雾霾治理上的参与度，将是治霾必不可少的一步。如打通公民和环保公益组织，对于治污不力的职能部门和企业进行民事和刑事诉讼的法律渠道。

别把治霾想得太简单。各级政府都理应是治霾最大的责任主体，一张小小罚单如无具体的整治措施支持，必然难载治霾之重。而治霾最关键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转型，都需要各级政府真正行动起来并付出看得见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