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各类城市的城镇化路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分析指出，这意味着中小城市户籍有望很快放开，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落户政策可能将进一步收紧。（12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

十八大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等诸多福利挂钩，户籍改革依然步履蹒跚。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淡化了城乡户籍观念，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这种城镇化路径的制定，体现了人性化户籍改革的思路。但是，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意味着户籍改革仅限于中小城市，大城市户籍藩篱并没有拆除，特别是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不仅未放开，还可能进一步收紧，未免让期盼在特大城市落户的人感到遗憾。

此前，不少地区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但是，此举只能在同一地域淡化城乡户籍差别，不同地的域户口附加值，仍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农村户籍的附加值差别更加明显。我认为，户籍改革不仅要降低中小城市落户门槛，更要剥离户籍的附加福利，赋予不同户籍性质，不同地域人员以平等的权利。

因为户口不同，公民权利并不平等。这不仅涉及城乡二元化体制，而且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户口的附加功能差异明显。国务院参事马力曾表示，户籍制度背后附加了大量的福利制度。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差别33万。在特大城市，这种差别甚至上百万。不同地区户口附加值差异到底有多大？我们不妨撷取几种公共服务来探讨这个问题。

其一，尽管各地都出台了住房保障政策，建设了多种保障房。但是，外来人员多被排除在住房保障政策之外。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是否享有保障房待遇，其经济附加值差异动辄上百万元，几乎是劳动者一辈子的收入，因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住房福利差异存在天壤之别。

其二，尽管全国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转制度已经建立。但是公民养老保险统筹部分尚不能全额跨省转移，社保流动依然困难，居民看病也不能跨地区报销，因户籍制度派生出的社会各项保障也存在巨大差别。

其三，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外来人口不仅不能享受当地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也不能异地报名高考。虽说迫于舆论压力，教育部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但是高等教育资源丰富、考生录取率高的地区，根本不愿放开当地高考。

在北京，外来工随迁子女即便具备了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在京连续缴纳社保三个“已满6年”与“连续在京就读高中3年”等苛刻条件，也只能报考高职院校。如此异地高考方案形同鸡肋。

其四，一些城市推出的住房、车辆限购政策，把外来人口排除在外。如果外来人口没有当地户籍或者社保缴费没有达到足够的年限，即便手捧钞票也无法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买房买车。户籍限制导致了大小城市公共服务、公共资源分配的两重天。

既然要收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部分大城市关门享受优质福利，何谈公共服务均等化？

因此，我认为，取消城乡二元制户籍结构，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不难；难的是，改变户籍的福利功能，对不同地域、不同户籍的人平等赋权。如果把每个公民都纳入统一的权利保障视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民在小城市也能享受公平的发展机会与社会资源，实现安居乐业，他们又何必如此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