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童工，治治穷根，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加快缩小东西部、城乡间差距外，也对我们的教育改革提出了新课题。

深圳一家“科技”企业涉嫌使用数十名“童工”，触到了法律底线。仅仅一周时间，媒体举报，公安、劳动等部门介入，这一批“童工”都得到了解救。

然而，真正让人揪心而意外的，是这次“解救童工行动”的后文：涉嫌童工事件的73人中，有28人随着政府进企业调查而悄然离职，据说是由劳务派遣公司送回了家乡，却难于核实；另外41人，由深圳政府方面遣送返乡，却一个个眼中满是不舍，说“不想回去”。因为不想回去，他们甚至串通好了，不承认自己是童工。

不想回去的缘由，有的是因为父母好不容易才凑够路费送自己出来，原本打算赚到每月2000元工资，寄给父母去供弟妹读书；有的是因为“在这有米饭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有的是“回去也没事做”。

可以想见，这些孩子，在被遣返回乡后，最大的可能是，在家里待上一段时间后“重出江湖”，换个地方打工赚钱——原本该是在校园里学习嬉戏、在父母身边亲昵撒娇的年龄，他们如何变得“没事做”，而让打工成为惟一的出路？

要杜绝童工现象，我们一直着力在封堵、监督住企业用工这个“终端”，却较少对产生童工的社会基础做深入思考，并由此采取实际措施。结果是，正义凛然的“解救”，换来的不是“童工”的欢呼感激，而是让家里投入和期望落空的沮丧，是回乡四顾心茫然的不安。

这些“不想回去”的童工用最质朴的语言，揭示了他们出走的根源：家里穷，辍学。因为穷，虽然国家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但集中办学让很多孩子要么每天跋山涉水走长路，要么就要家长缴纳住宿费。贫困乡村，教育资源大多薄弱，读书到十七八岁，最终能考上大学者凤毛麟角，上了大学的农村娃毕业后又未必能找到好工作，学得的知识没准还和现实脱了好几节——这么一想，父母从干瘪口袋里向外掏钱供孩子读书的意愿，自然会降低。加上乡村建设滞后，从成年到未成年的农村人往城里跑、求打工的冲动，便势不可挡。

杜绝童工，治治穷根，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加快缩小东西部、城乡间差距外，也对我们的教育改革提出了新课题——如何为贫困落后地区的孩子提供更“有用”、更对口的教育，让他们不再将教育视为“奢侈品”，而从中看到更多改变人生命运的希望，从而让穷家长们不再短视，乐于成就孩子们的读书梦？至少，在提高乡村教育软硬件水平上，打造良好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上，我们应该做得更多。

本报特约评论员 姜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