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杯的脚步日益临近。就在全世界球迷翘首期待“足球王国”的足球盛宴时,巴西民众对世界杯的态度却让人大跌眼镜。没有狂欢。空气中甚至弥漫着紧张气氛。一场名为“不会有世界杯”的抗议活动正在网络上征集响应者。召集人计划在本月25日掀起首轮全国性示威活动,抵制世界杯,抗议政府忽略医疗、教育、治安等社会公共服务。

巴西社会的躁动情绪绝非特例。圣诞前夕,阿根廷出现了哄抢商店风潮,波及上千商铺,直接经济损失约9000万美元。而在智利,教育国有化问题引发了一轮又一轮学生示威游行,学生与警察冲突不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社会事件中,刚刚脱离贫困、人均日收入达到10美元以上的“新生中产阶级”构成了抗议的主体。据世行统计,2011年,拉美这一群体人数首次超过贫困人口(人均日收入低于4美元)数量,占到总人口的32%。

但是,这些过去被边缘化的人群在生活改善后,没高兴多久就发现自己陷入了“相对贫困”,因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产品的门槛依然很高而深感无力承受。而拉美政治家们也无奈地发现,“新生中产阶级”的壮大没有让社会变得更加稳定、和谐,反而催生了对改善民生的更多诉求,使得拉美社会公共产品供需失衡现象更加突出。

拉美社会公共产品供需失衡的形成有其特殊性。一切以选举为重的政治生态使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缺乏长效机制意识。为了赢得支持率,政府更倾向于制定和实施能短期出成果的社会政策,如直接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政府救济金、提供免费住房等,而对于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需要中长期规划的项目投入不足。

公共部门私有化现象严重也直接导致了医疗、教育等费用的节节攀升。上世纪90年代,依照“华盛顿共识”的要求,一些拉美国家对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进行了程度不一的私有化,既为了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效率,也想减少政府负担、约束财政纪律。但如今,在私有化体制下,教育、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民众对政府职能的缺位不断提出抗议。

此外,过度城市化也危害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全球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城市建设的步伐始终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公共服务从硬件到软件都无法满足需求。

拉美的烦恼并不特殊:和其他地区一样,中产阶级的扩大意味着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增长,如果应对失当,就容易诱发社会问题。因此,仅仅降低贫困率是不够的,而应同时着手消除“相对贫困”,并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标准出发,让经济增长惠及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