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南京饿死女童案”为代表的多起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事件时有发生，针对于此，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相关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年内出台。

具体而言，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套更有效的国家监护制度。当监护人无能力完成监护行为，或者做出与监护人身份不符的行为时，及时撤销原监护人的资格，由相关机构担负起对未成年监护的兜底责任。

实际上，在此之前，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已就剥夺父母监护权做了相应的规定。然而，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分散、不够具体，甚至一些要求与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不相匹配，造成了规定在执行上的困难。而研究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则是要通过建立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的衔接机制，确保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落实。

孩子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希望与未来，同时，又是最脆弱、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因此，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吝将最大的精力投入到全面保障未成年人上。法理上，国家监护是家庭监护的延伸，而形象地说，国家监护是家庭监护的监督。纵观不同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规定无不极尽“苛刻”条款，而毫无例外的是，监护干预制度体现为国家的底线保障。严格讲，国家监护，其实是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第一道安全网。

监护干预，打破了传统家庭监护的观念。在过去，父母是孩子的当然监护人，一方面承担教养孩子的义务，另一方面其能力、资格、教养方式不容置疑。进入现代社会，孩子的保护成为国家当然之责，甚至成为超越家庭的保护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当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死亡或无能力抚养子女，又或者失职，甚至使用暴力等，对被监护人构成伤害或潜在伤害的时候，国家就有权介入家庭中，按照监护干预规则，依法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如果说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偶然性，那么国家保障则是必然的后盾，国家监护确保未成年人不会因家庭特殊原因而被社会抛弃。

从近年来的几起受到各界关注的事件来看，我们目前的监护干预还非常有限，甚至非常不到位。事件中的未成年人，他们的不幸遭遇大多在极为偶然乃至极端的情况下才被发现，即使在悲剧发生前有所觉察，也由于责任厘清不够，监护权未能及早转移，而错过了挽救孩子的时机。针对这一问题，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极为必要。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干预制度的建设，以相应的福利保障机构发展为前提。撤销父母监护权之后，存在监护权的接续问题。在这之后，哪些具体的部门、机构要承担起，或者提早承担起监护责任，这也是为什么相关机制建设研究，牵涉到如此多的部门。事实上，在这里面，未成年人最终能不能健康地成长，可能是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进一步来看，撤销监护权和建立新的监护关系，是两个方面同时考验着国家制度建设能力和权利保障能力。唯有兼顾两者，对未成年人的保障，为孩子们拉起的这道法律基本防线的作用，才不至于虚化和落空。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