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施加伤害的，甚至还来自至亲之人。在暴露人性人心之恶时，也暴露出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监管的缺位。

近日，民政部、最高法、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相关指导性意见拟于年内出台。

关爱未成年人是一种“底线伦理”，保护未成年人，政府有着“兜底责任”。未成年人是整个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社会的制度资源和治理资源，理应向他们倾斜。更何况，“许多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等待，但是儿童不能等”，因为正处在成长的关键阶段，对于他们“一分钟的价值高于一百年”。保护未成年人不仅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未来，更是现代文明中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的根本体现。

最脆弱的群体，往往成为少数人侵害的对象。从北京街头的摔童案到长春的偷车杀婴案，再到经常见诸报端、曝光网络的教师体罚虐待学生事件，莫不如此。而施加伤害的，甚至还来自至亲之人。南京女童饿死家中的惨状，广州母亲虐待女儿七八年，父亲为生男孩针扎女婴……在暴露人性人心之恶时，也暴露出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监管的缺位。

早在1990年，我国就已经成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这一公约规定，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必须首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爱默生曾说，“家庭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然而，如果乐园变成炼狱，亲权就该让位于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监管者的手理应能伸进这个看似独立的“王国”，向那些伤害行为喊“停”。

有一部《刮痧》的电影，其中留美华人夫妻的儿子发烧肚子疼，刚来美国的爷爷“刮痧”治病，结果被法院定为虐待，让父母失去了监护权。虽然电影的主题是文化碰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在儿童保护方面的差距。现在，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的调整，无疑将突入家庭这个未成年人保护的“禁区”和“盲区”。

不过，类似剥夺父母监护权的规定，同样面临“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相比各种会所、收费站，偌大的中国，儿童福利院屈指可数。那些父母监护权被剥夺的孩子，由谁来养育与保护？如果回答不好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如鲁迅对“娜拉问题”的预见——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谁要能看透孩子的生命，就能看到堙埋在阴影中的世界，看到正在组织中的星云，方在酝酿的宇宙。”这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诗意的说法。我们希望，透过孩子看到的世界能够阳光明媚，有着灿烂星河，形成壮丽宇宙。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天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