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娜于春节前斩获澳网桂冠以来，随着一系列围绕着她的事件（领导车站亲接、恩师拥抱遭臭脸、省里80万元的奖励、历史旧账的重提等等）的发生，舆论鼎沸，争议四起，热度高，延时长，整个春节，似乎只有春晚话题的关注度可与之匹敌。

李娜之久热，或因其做事与做人上在国人心目中形成了大的反差。李娜的“做事”，自然没得说。网球的制高点向来为欧美人所把持，现在李娜打破了这一垄断，职业生涯中连出佳绩，已与不多的几位世界巨星比肩而立，令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顿生。而李娜的“做人”呢，无论是宣称打球不代表国家，还是对旧师冷若冰霜，对媒体直言不敬，对领导关怀的不屑，在不少人眼中，却有悖常理常情。如是一来，一个李娜，分裂成“做事”的和“做人”的两个公众形象，争议便不期而至。

事实上，讨论李娜是否应受到追捧，难点也正在于其“做事”和“做人”的评判分裂上。对于“做事”的李娜，万众一致首肯；面对“做人”的李娜，拍砖的、狂顶的各有理由。而对个人褒贬的复杂之处，往往恰在“做人”方面难有统一认知。

虽然如此，应该说，我们的社会对于“做人”，不但看重，而且还存有主流观念或意识，所谓世事洞明，所谓人情练达，表现出来的，一如留面子、讲义气、八面玲珑、锋芒不露，行事低调、尊官敬老等等处世潜规则。李娜的备受争议，说白了，不过是其某些行为有违潜在的主流做人观。

我们的经验中，社会上做事与做人兼而擅之者寡，多数情况下，有的胜在做事，有的强在做人。大学者陈寅恪，当年受聘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就有言论迹近狂狷，虽然固守了自己心中的原则，但辜负了某些还算知人善任的领导的一片好心，拂了他们的面子，则是一定的。想像另外的会做人者，当会选择外圆内方的行事方式。当然，我们更见多了未立寸功、业绩平平，却仅因会“做人”的职场、官场得意者，左右逢源，平步青云，无非下足了隐忍、圆滑、曲意逢迎的功夫而少有“对立面”。

当然，“做事”中有“做人”，反之亦然。但“做人”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做成事，这就是我们强调营造“做事”文化或氛围的缘故。一个社会，专注于“做事”的人多，使一味琢磨“做人”者没有市场，总是一件好事。

翻检民国旧事，多少高人、名人同时也是奇人、怪人，极端者，事业顶尖，做人乏善可陈。但他毕竟不做违法的事，即便惊世骇俗，公众一阵议论后，也一笑了之，由他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世界有了长足进步，观念理应更多元，社会理应更包容。回到李娜，大概谁也不会当她作活雷锋。她的那些言行，其实远未到惊世骇俗的地步。况且圆融的李娜也不是李娜。所以争议归争议，大可不必上升到大是大非的高度。中国网球，没有李娜是遗憾的；而有了李娜不知珍惜，则是更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