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21日起,为缓解因弃婴急剧增多而造成的工作压力,市福利院已增加安全岛值班人员数量,并在福利院周边增加了视频监控设备,但安全岛内仍然坚持原先的设计,不设视频监控。 “弃婴岛”出现之初,各地都把不安装摄像头或拍照设备当作“亮点”,据说连报警按钮也设置了延时功能。此举旨在最大限度减轻遗弃者的心理负担,从而避免他们由于恐惧故意避开“弃婴岛”,耽误婴儿获得救助的机会。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甚至“骨”得有点硌手——广州“婴儿安全岛”启用17天后,收到的弃婴就超过100人。 究竟是“弃婴岛”发挥了岛聚效应,还是间接激励了遗弃行为,不得而知。可知的是,弃婴骤增让民政部门不堪重负,怎么办?在“婴儿安全岛”周边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竖“弃婴违法”警示,多少也有点无奈。视频监控设备虽然装在岛外,功用和岛内并没有本质区别,一样可以拍到遗弃者庐山真面目。如此一来,问题又绕回到建设“弃婴岛”最初该不该装视频监控的争议——不监控的话,怕弃婴太多;如监控到位,怕“弃婴岛”成空岛。 窃以为,设立“婴儿安全岛”本来就是站在婴儿救济的角度,防止弃婴因得不到及时救护而造成重大伤害或死亡,而不是站在批评者的高度,谴责遗弃者的道德,或扮演法官角色,追究遗弃者的法律责任。因此,将法律的还给法律,将道德的还给道德,将该担的责任担起来。独力担责有困难,可以多想办法。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公共机构不足,而民间慈善力量又因种种肘掣而难以壮大,无法替政府分更多忧。收养弃婴不妨向后者借力,多条腿走路,合力织起一张保护网,为弃婴命运兜底。 就目前的景况,民间慈善组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有限,仅凭善心做慈善,缺乏规范和长效运行机制(“兰考大火”之后,相关政策收紧),生存不易,发展更难。向慈善组织借力,还要给力,包括给资源与政策。资金投入上,不妨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让民间慈善组织通过接手服务获得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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