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名女婴被家人遗弃在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婴儿安全岛门口，后被发现已不幸夭折。虽然事后女婴的父亲辩称孩子放在安全岛门口时还活着，但警方目前已将其父刑拘。而这一事件也让婴儿安全岛再次成为争议性话题。

对于认为婴儿安全岛是纵容弃婴行为的反对者来说，这一不幸事件是其所持观点的现实例证。支持者则会视此事为一个个案，同时以新生重疾婴儿及其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再度阐释安全岛所处的社会背景，重申其在挽救生命层面的更大意义。事实上，这也是对前期讨论的延续，就观点本身来说没有太多的变化。

在我看来，这场持续已久，又藉由个别事件再引争议的婴儿安全问题，无外乎一个核心问题，即安全岛对保障婴儿权利来说是有害还是有利。但从目前来看，个中观点，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往往都没有紧紧抓住安全岛本身。

现在很多讨论集中在安全岛会不会“引导”更多人弃婴，这个问题成不成立呢？从最早设立婴儿安全岛的石家庄市统计的数据来看，安全岛建立以后并没有出现弃婴行为的明显增多，反倒是弃婴成活率有了显著提升。而从常识来判断，父母走到弃婴这一步，而且是慎重地把孩子送到婴儿安全岛，一定有这个家庭自己的原因，任何社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某种程度上，这决定了弃婴既迫不得已，又不可杜绝。各方面条件允许者不会弃婴，弃婴者往往有各种苦衷，因此，大部分时候，弃婴源于自发而非引导，出于此原由的反对难说成立。建立安全岛更大程度上确实是为婴儿支起了一把保护伞。这也是很多国家排除众议建安全岛的原因。

不过，对于婴儿安全岛支持者停留在意义性上的立论，我认为同样不得要领。以保护婴儿生命权、健康权为要义的安全岛，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设置，它意味着一整套与之相配合的机制。此项机制上至法律、下至具体的责任承担主体、最终与哪一方建立“新”的监护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引述国外有关安全岛的例证时，只提到了他们有过争议却坚持推行，表达安全岛的必要性，至多附属陈述一下各国有什么做法，最终多半为了与当下安全岛之争做一个横向比较。其中一个关键问题被忽略掉了，即他们在建立婴儿安全岛的同时，还设立了对应的法案，如美国的“安全港法案”。

回顾此前的安全岛之争，其有没有与刑法相违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民政部表示这项机制与刑法并行不悖，但这种所谓抛却硬套法条，兼顾“情与法”的思路在法律层面不能说没有问题。即使以刑法的遗弃罪让所有弃婴者入刑不合理、不可行，从法理上来说，父母负有绝对扶养义务的认知，在国内亦是通说。也就是说，就算安全岛于幼小生命来说有着重大意义，流程上也应该是先确立相关法律，不致现行政策与上位法明显冲突才是，而不是先试行后立法，法律还在起草中。虽说这种做法在国内不能说特殊，站在人情的角度，它或许可以更早地进入社会，挽救更多生命，但从长远来看，除了又一次曲线实践规则，其制度上的弊端，诸多不完善条款带来的问题都会在后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