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关于教育的话题总会成为焦点，哪怕只是触及某个点的简单现象，也会激起宽泛的涟漪，比如“不为8000元工资为当省部级官员”这样的学习理想，不仅导致了校长痛心，还引出很多仁人志士参与到事件本身的是非之中。其实一些事情很难在个体身上论个明白，然而，如果我们认同重复的意义在于这个东西还在延续的话，一些反复多年的贤能忧思，表征的大约应该是问题的持续存在了。这不奇怪，当条件反射般的答案记忆取代沉思默想多年后，要避开教育层面上的价值理念问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试想，在今天的环境下，即便有人苦口婆心地劝诫家长和学子们：获取知识的欲望和世俗的目的是不相关联（或者是少关联）的，谁会坦然地将这样的理论付诸实践呢？

坦白说，我就认为“痛心”不是真诚的，如果北大能像常春藤名校那样，学校大庆之日把一名几十年从事平凡社区工作的普通人士举为知名校友，贵宾席戴花就座，或许可以打消我的疑问。然而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故事，从校庆排座次就可以看到：部长、院士、财主贵宾座席，闲杂人员寻不到定所。当然，我们无需责怪学校，认真做好平凡的工作是不能给学校带来光环的。学校的荣耀从何而来，计算学校排名什么样的人物分量重都是不需要争论的，我不信北大不以培养部长为荣，更不相信会以培养平凡的社区工作者为傲。另一方面，个人的精英梦想无可指责，就像克林顿想当总统的念头在学校里就发芽的时候，校长面上发光，怎么会痛心呢！反倒是知名学府同流于市井，以世界名校、“985”甚或研究型大学之名巧取更多国民财富的时候，恐怕就不得不痛心了。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形象地表达了“痛心”：高等教育亲疏分明，“贵妃”名校有之，“常在”得到的“赏赐”（经费）递减，更多的“宫女”有点自生自灭的样子。

客观来说，三六九等的大学等级不过是局部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倾向于大学的人才培养理念。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接近765亿元，低于近995亿元的初等教育投资，然而到了2010年，高等教育投资5629亿元，多出初等教育经费741亿元。显然，在“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下，即便我们忽略热衷于培养乔布斯之类的怪异行为，教育平等也不真实，如若不是梦想的话，不知道还剩下些什么——我们是不是过分向精英培养倾斜了。

在高等教育日益受宠的背景下，义务教育自身也在三六九等多年后，延续着老路，就如我所在的城市，比较起教育资源平等来，管理者更热衷于名校及其分校的建设。更糟糕的是，这样的策略得到受益或者行将受益、或者等待得益的家长们热烈的支持，这些人中几乎没有谁关心资源的公平。而在更广的层面，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分税制以来，中央财政占比超过50%，尽管有新《义务教育法》，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仍然是义务教育的主要承担者，现实的结果是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差距扩大了。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一个清楚的事实是，无论在区域社会，还是国家层面，基础的义务教育才是重中之重，就如那些足球强国所昭示的道理，强大的国家队必须，也只能建筑在良好的底层基础之上，教育以及国家也是这样的一座金字塔，塔尖的人才取决于基础的义务教育，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历史轨迹中找到证据，回过头来，从本国的教育实践发展看，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判断出义务教育的边际产出远远大于所谓“一流大学”。

个人、或者一些私立机构胸怀培养精英的野心，我们大可不必伪装出痛心的样子，但当要求所有的纳税人为个别的私心出资的时候，真的很令人心痛。在全民的层面，倾向于精英的取向无疑是短视的。当我们面对资源分配失衡所带来的效率损失的时候，不妨思考一下还在盛行的理念，国民的素质、科技的水平是不是一个甚或几个乔布斯能够代表？我们不应该再罔顾明显的事实了——只有加长最短的那块木板，木桶才能够容纳更多的水，让长板更长的做法，只可能在视觉上改观，实质上毫无意义。